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世家大族是政治制度演进、文化基因传承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载体。如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兰陵萧氏、清河崔氏等世家大族，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对当下现实生活又有哪些深远影响？8月31日，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昊作客香山书院，以《揭秘世家大族：从簪缨世家到书香门第》为题，系统梳理了世家大族从先秦起源到近现代转型的完整脉络，揭示了这一特殊群体如何塑造中国“家国一体”的文明底色，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独特文化形态。

家国情怀：
中国政治文明的源头密码

不同于西方语言中“国”与“家”的概念分离，中国文化将二者紧密融合为“国家”一词，这种独特的话语体系背后，是贯穿数千年的“家国一体”观念。唐昊教授在讲座中指出，这一观念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中国政治文明的起源阶段。

早在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便在权力整合中初现雏形。黄帝通过征战统一散落的部落，构建起早期的权力框架，这种以“统一”为目标的政治实践，为后续“家”与“国”的融合埋下伏笔。更关键的是，中国文明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的发展路径——从原始氏族部落直接迈入君主制封建社会，以农民为核心生产力主体，而非经历奴隶制社会阶段。这种跨越式的文明演进，使得氏族时期的血缘纽带未被打破，反而成为连接家族与国家的重要桥梁，最终孕育出“以家喻国、以国为家”的政治关怀。

商朝以商业立国，家族传承尚未与国家治理深度绑定。真正的转折始于周朝。周文王推动了一场深刻的文明转向——从“事鬼”转向“重人”，从商业驱动转向农耕为本。而周公主导的“封建制”，则将这种转向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通过分封诸侯，将家族宗法体制直接应用于国家治理，形成“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层级结构，“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自此确立。在这一体系中，“礼”成为核心准则，上至天子的祭祀礼仪，下至贵族的日常言行，均被纳入“礼”的规范，以“礼”传家的贵族文化雏形，也在此时开始形成。

多元世家类型：
从武德到科举的文化分野

何为“世家”？唐昊教授在讲座中给出如下界定：在古代中国，至少连续三代跻身权力、财富或文化精英阶层的家族，方可被称为世家；而真正的名门望族，更需具备跨越王朝周期的生命力，经历过大一统和大分裂，在政权更迭中仍能保持家族的影响力。

这种传承并非依赖偶然的权力机遇，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动力——中国独特的史官文化。自先秦时期起，史官便以秉笔直书的精神记录历史，这种对历史的重视，使得中国人普遍形成了强烈的家族传承意识与历史归属感。“为家族留名、为后代铺路”的观念，驱动着世家大族不断积累资源、培育人才，将家族命运与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无论是权力的延续、财富的积累，还是文化的传承，都成为世家维持精英地位的核心目标。

唐昊教授表示，随着历史的演进，世家大族逐渐分化出不同类型，每种类型都对应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需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承模式。

贵族世家是最早出现的世家类型，其核心特征是“以礼传家，君子德风”，强调君子作风与道德修养，传承基础源于儒家经典教育。周公涉政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为贵族世家提供了制度保障，家族的爵位、封地通过嫡长子继承制代代相传，形成稳定的权力结构。不过，这一类型的世家生命力相对短暂。

武德世家最初是两汉边疆的守护者。两汉时期，随着边疆治理需求的凸显，武德世家渐渐崛起。这类世家以“武”传家，却并非单纯崇尚武力，而是秉持“以武传家，家国栋梁”的理念，强调文武相济与规则意识。陇西李氏家族便是典型代表，从李广到李陵，世代镇守边疆，成为汉朝抵御匈奴的重要力量；卫青、霍去病家族则凭借抗击匈奴的赫赫战功，不仅巩固了家族地位，更成为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武德世家的出现，填补了贵族世家消亡后的权力真空，也为中国“文武并重”的文化传统注入了实践基因。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成为世家的主流形态。这类世家以“以经传家，簪缨不替”为核心，注重儒家经典教育，培养子弟的经邦济世之学，通过掌握文化资源垄断官场。许多士族子弟凭借深厚的经学素养与广泛的人脉网络，在朝廷中占据要职，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格局。尤为关键的是，士族门阀掌控了当时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普通子弟难以获得系统的经学教育，这使得士族的精英地位得以长期维持。即便在战乱频繁的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依然能够凭借文化影响力，在不同政权中保持家族的存续与发展。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彻底改变了世家的传承逻辑，科举世家应运而生。这类世家不再依赖世袭或人脉，而是通过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以“以文传家，雅道相连”传家，实现阶层晋升。欧阳修家族便是典型，欧阳修本人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成为北宋文坛领袖，其后代也多通过科举获得官职，家族文化传承延续数代。科举世家的出现，标志着世家传承从“血缘优先”转向“能力优先”，也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普及，使得耕读传家成为民间普遍的价值追求。

到了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加速，善财世家开始涌现。这类世家以财富为重要标记，但区别于传统的商人阶层，其核心特征是“善财传家，继创有道”，将部分财富用于社会公益与国家建设。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买办阶层、民族资产阶级等，不乏善财世家。善财世家的出现，反映了近代中国世家大族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转变——从权力的掌控者、文化的垄断者，转向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为世家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世家文化的当代回响

中国世家大族的历史，早已超越了权贵传承的范畴，成为解读中国文明特质的重要钥匙。从“家国一体”的观念起源，到“以礼传家”“以武彰义”“以经济世”“以文传家”“善财有道”的多元实践，世家大族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更将传承、责任、济世的基因注入民族文化的血脉。

在当代社会，虽然传统意义上的世家大族已辉煌不复，但世家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例如耕读传家的教育理念、以富济世的公益精神、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仍是当代中国人价值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誉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钱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赫且持续千年的家族之一。钱氏家族繁衍出了100多个分支，在中国近代出现人才井喷现象，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穆、钱钟书等众多文坛硕儒、科技巨擘、国学大师皆出自钱氏家族。这与崇文尚教、立品尚德、家国情怀的家风家训密不可分。

唐昊教授表示，解码世家大族的千年脉络，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中国文化基因的传承与重塑。“今天我们追溯研究世家文化，为的是超越历史周期，找到中华民族基因传承的密码，从而为我们建构未来提供更多、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