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做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唯一事功，尽瘁岭南至死。”这是一副自挽联。写它的人，把自己的一生判得一无是处，可就是这样一位“一无是处”的先生，让中国有了第一所收回国人自办的大学。

他叫钟荣光，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一个在历史课本里几乎消失的名字。但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却有“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的说法。2026年，是他诞辰160周年。家乡中山市博物馆办了“育才兴邦”专题展，让我们看到了他滚烫的人生：做过举人，加入过兴中会，七次环游世界为大学募捐，最后把一所只有61名学生的木屋学堂，变成了中国第一所收回国人自办的大学；系统完成教会大学“中国化”转型，被沪江、金陵、燕京等校效仿，成为近代教会大学史的里程碑事件。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受人敬仰的大学校长，年轻时曾是广州文坛有名的“浪子”，终日花天酒地。他中举那年，甲午战争爆发，让他从科举梦中醒来。为了救国，他做了许多探索，29岁参与公车上书；30岁加入兴中会，创办《博闻报》，任主笔，还因此遭遇过30多天的牢狱之灾。31岁，他进入格致书院任汉文教习，还以学生的身份研习西方文化和科学，开始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从一个沉迷科举的举人，到以教育为终身志业的革命者——这个转变，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33岁，钟荣光受新文化影响，提倡一夫一妻制度，与妾离婚，遣散婢女，将她们送到学堂学习，帮助她们在社会中独立生活。39岁，他从岭南学堂预科班毕业。43岁，他任岭南学堂中国教务长，并远赴美洲、南洋为学校筹款。48岁，他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力求深造，学习教育学，推动岭南学堂逐步完善大学课程体系，1918学校正式升格为大学。他先后在岭大工作四十余年，1927年，岭南大学正式收归国人自办，钟荣光被推举为首任华人校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收回自办的教会大学。他说：“依赖外国人捐款办学终非善法，中国的学校由中国人自办才是正理。”

他是怎么做到的，钱从哪里来？钟荣光的办法是：走向海外，向华侨劝捐。他走遍北美16个城市，请来戏班演出，展出岭南学校和广州的照片，唤起华侨对故乡的感情。有些远赴美洲打工的华侨，一见他就招手说——“钟先生，你又来了！”然后打开箱柜，捐出平日积攒的血汗钱。他设计了“认捐留名”的制度——捐资建楼，便以捐款者命名。今天康乐园里，爪哇堂、嘉庚堂、十友堂、马应彪招待室……每一栋建筑背后，都是一群普通华侨的血汗与赤诚。

据记载，他七次赴海外募捐，经他手筹得的捐款超过千万元。把一个只有两座木屋、61名学生的简陋学堂，一步步建成拥有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与美国名牌大学互相承认学位、交换留学生的大学。

钟荣光与孙中山同岁，是同乡，也是知交，1923年，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演讲，留下“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名言。次年，孙中山着手筹办国立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孙中山曾感叹：“广东省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大学。”

1942年，钟荣光在香港病逝，后灵柩由香港迎返广州，安葬于岭南大学怀士园内，即今天中山大学小礼堂前大草坪。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的文、理科并入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也迁入原岭南大学校址。同一个校区，见证两位中山人的教育情缘。

如今，当你走进中大康乐园，会发现他其实无处不在。当年黑石夫人出资为他修建的寓所黑石屋还在，校友捐建的荣光堂还在，怀士堂前他亲手种下的榕树还在。当年他七次环游世界筹来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还立在广州这片土地上。

从中山小榄的浪子，到岭南大学的校长，他用一生回答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问题——一个人，能为这片土地留下什么。答案不在墓碑上。答案在每一个从他筹建的教室里走出来的中国人身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