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同在香山县管辖之内，一直是文化一脉，社会同构。自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香山地区便“一直处于中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冲突与交流的风浪尖，一举一动皆关乎国政，事无巨细往往直达朝廷。”曾经一直默默无闻的香山，因葡萄牙人的到来迅速成为中外关注的地方。

葡萄牙人租住澳门后，便利用澳门这个当时的优良港口，大力开展东西方的国际贸易，至明末的数十年间，澳门从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以及东西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中转站。1629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在给国王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同中国贸易已有一百一十三年的历史了。他们每年两次到广州去买货。他们的确从这种通商中获得比马尼拉的商人或我们更多的利润；因为他们在中国住了很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使他们所得到的货品，质量比别人好，品种比别人多；他们也有机会按照他们的特殊需要订制货品，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以适合日本、东印度和葡萄牙市场的需要。”当葡萄牙人同中国的贸易打开局面之后，就以澳门为中心，大力开展澳门与印度果阿直到里斯本、澳门与日本长崎、澳门与马尼拉直至墨西哥和澳门与望加锡至帝汶的国际贸易。从澳门运往世界各地的货物包拾生丝、瓷器、铁锅、铁、铜、锡、糖、火药、白纸等数十种，从海外运回澳门再转中国内地的有白银、胡椒、苏木、象牙、檀香、丁香、钻石、时钟、玻璃制品、毛织品等。

澳门的中外贸易枢纽地位的确立，也在客观上刺激和拉动了香山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品化生产和日常消费。在香山、江门、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与香山、澳门接近的地区，农业生产结构不断向商业化方向演变，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桑户、蚕户、花户、鱼户、果树户、甘蔗户等专业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种桑、养蚕、种花、养鱼等专业性的生产基地。

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粮食我原料，使珠江三角洲手工业生产水平得到快速提高，甚至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手工业部门。香山县的澳门半岛，因水陆交通便利，从澳门出发可到世界各地和中国沿海城市，还可以从濠江而上，通过内河航道直达珠江三角洲各县市，因此澳门不仅成为中外商船必经之区，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各种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明人周玄就感叹道：“广属香山（澳），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不者。先报本县，申述藩司，令（市）船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故有诗曰：“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

澳门在中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与香山社会不断地向澳门输出人力资源、物质资料等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澳门半岛本来地狭人稀，农业、渔业和手工业等生产并不发达。居民的粮食、副食品和手工业品，均仰给于内地尤其是香山地区。所谓“澳无田地，米粮皆系由香山县石岐等处接济……若米船数日不到，立形困窘。”而且“其地不产盐米蔬菜，俱内地运出。”因澳门居民生活所需和香山商民货物售买之急，两地货物和人口流动十分频繁，明清政府为便于管理和调控，在莲花茎处设立关闸，定期开放和检查。开闸时，对来关前贸易和购买粮食或副食品的葡萄牙人进行检查，不许夹带违禁物品。不过，习惯以澳门为家的葡萄牙人，也比较善于利用明清政府的优待政策，在澳门过着安分守已的生活。当时，租住澳门的葡萄牙人也自我表白地说：“我们习惯于在这块土地生活、结婚，我们有孩子和财产；如果西班牙人来到这里，他们是不会安分守己的，说不定要去骚扰本土。他们的教士来后会让这里的人改变信仰。因此，我们一直保持警惕。”这固然有排挤西班牙人进入澳门的意图，但也反映了当时澳门对于西方人尤其是葡萄牙人的重要性。

至于香山商民往来澳门，政府管制似乎还没有那么严厉，以至许多香山人前来澳门经商或做工。明清时期，即使在海禁期间，香山与澳门之的货物流动，影响较小，变化不大。因当时澳门人口增多，无可耕田地，生活必需品均靠外地输入。粤海关建置的第二年规定，“今开海之后，现在到粤洋船及内地商民货物，俱由海运直抵澳门，不复仍由旱路贸易。”但实际上，海路和旱路贸易仍然存在。因为陆路运输相对海运、成本较低、风险减少。“澳门夷人与内地商人，各将货物俱由旱路挑至关前界口，互相贸易，”同样“外来船只到粤洋货，及商民货船到香山县，俱由旱路至界口贸易”。吴渔山在《澳中杂咏》中就吟咏道：“小西船到客先闻，就买胡椒闹夕曛。十日纵横拥沙路，担夫黑白一群群。”两广总督吴兴祚也在他的诗作中记述了其在香山翠微村外遇到从澳门贩货归来的沽客的情形：“岭外云深抹翠微，翠微村外落花飞。负贩纷纷多沽客，辛苦言从澳门归。”可见，明清时期，特别是有清一代，香山地区不仅内部墟市异常活跃，而且中外贸易也格外繁荣。

其实，澳门开埠后，香山通过澳门，与东西方名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十分紧密。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成果源源不断地从澳门进入香山，再由香山向周边地区扩散。季羡林先生就指出：“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时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真没有断过。”的确，随商船而来的不仅只有商品，还有传教士、旅客等。尤其是传教士，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十分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和翻译中国经典，向欧洲国家介绍和宣扬，也向中国人宣扬他们的科技和文化。数学、天文学和历学、地理学和地图学、西医学和西药学、物理学与工程物理学、建筑学与建筑术、语言学和音韵学、哲学和伦理学、美术与音乐等等，经过他们传入澳门，再传入香山和中国内地，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也改变了香山社会的风气。

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香山人因长期与西方人接触，比较早地熟悉“夷语”，了解“夷情”，精通“夷务”，有不少香山人充当外国商船通事、买办、引水等职务。五口通商后，又成为通商口岸洋行里的买办。早期在澳门外国人创办的学校学习的容闳、黄胜、黄宽、唐廷植、唐廷枢、唐廷庚等香山子弟，有的如容闳成为“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后”，有的如唐廷枢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甚至是中国现代企业家之鼻祖、工业化之先驱，有的如黄宽成为中国最早就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西医，有的如黄胜后来成为香港著名的出版家和报人。著名买办商人、实业家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就是从澳门洋行走向上海洋行的买办商人。世居澳门的郑观应，不仅对澳门民情风物情有所寄，而且还在澳门完成了影响朝野的《盛世危言》。萧友梅在澳门求学期间，竟意外地与西洋音乐结缘，并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父亲早年在澳门做工，孙中山自已也曾在澳门行医，更重要的是他是从澳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可以说，因为有了香山和澳门，才有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也因为香山有了澳门，香山人才有了开眼看世界的窗口和走向世界的通途，香山文化才有了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气质。

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现实，则是明天的未来。虽然今天的中山和澳门各有自己的城市风格和社会构成，但历史同源，文化同根，大家始终是香山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人。

胡波： 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联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