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江的冬天，似乎来得早一些。十一月底，已是叶枯草黄、风寒水冷。当我冒着严寒匆匆赶到沙河殡仪服务中心时，岳父已入殓。灯火通明的大厅里，人声鼎沸，他安静地躺在棺木里。轻轻揭开盖在他脸上黑布，锥心的悔疚突袭而至，泪水瞬间奔流直下——如果我提前一天回来，就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几十年翁婿之缘的句号，或许能画得更圆一些。
岳父从起病到去世，都出乎我们意料。去年黄金周开始时还没有任何征兆，所以小舅子夫妻俩自驾到厦门游览，并从厦门一路游来中山看望我们。不巧的是，小舅子还没有离开中山，十月五日一大早，岳母打来电话，要妻子回去一趟，说岳父想她了，这是我们迁居中山三十多年来首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几十年来，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岳父几次大病住院，我们都是事后回去探亲才知晓。顿时感觉不好，急匆匆订好高铁车票，忐忑不安过了几个小时后，又退掉车票改乘飞机。当我们心急火燎赶到九江人民医院时，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病因是五年前发现的、而且以为已经治愈的食道癌复发。肿块堵住气管，导致进食困难、说话困难，甚至呼吸困难。医生征求我们的意见，要求切开气管。我满面悲戚地望着躺在床上的老岳父，他将食指勾起来，比了一个9字，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九十啦，你们不要难过”。我早知道他达观的生死态度，八十岁时，他就为自己的后事作了周全的安排：亲力亲为备好了全套寿衣；老家罗垅重修祠堂，他全力资助支持。交代我们说，他死后就停灵祠堂，葬在故乡。
切开气管几日后，情况似有好转。从咽喉科转到市人民医院新院区的肿瘤科，妻弟夫妻以及他的几个姐姐，衣不解带守候在身边。我们乐观地估计，至少还能在一起过个新年吧。在九江人民医院守了十来天后，见情况稳定，我便一人返回中山。但是死神没有留给我们这个机会，而是将永远的离别，安排在一个多月后的寒冷冬天，也将无以弥补的遗憾留给了我。
岳父的葬礼分两个阶段。为了方便他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区朋友、同事，他的遗体先安放在城区的沙河殡仪服务中心三天三夜。守灵的除了亲戚朋友外，更多的是岳父原单位的同事。他同辈的同事多已凋零，来到现场吊唁的同辈老同事、老朋友，都已年近九十，他们步履蹒跚，恭恭敬敬地上香、磕头，程式一点不差。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岳父退休近三十年了，原单位还有那么多同事在寒夜里来通宵守灵。在寒冷的长夜里，大家围坐灵前，轻声细数他老人家几十年的人生，送他最后一程。
由于我离开岳父生活圈子太久，来吊唁或守灵的人们，多数我不记得，或本来就不认识。当知道我们翁婿关系后，话题就一下子打开了。他们讲起了岳父为人、为事、为官的许多故事，短短两三天，竟复盘了他几十年的人生经历。
岳父年幼时，读了六七年私塾，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新生政权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十五六岁的年纪，被招入了县土改工作队，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工作一年后，他又考进了九江师范学校，以后岁月里，入党、进修、转岗、晋职，再转岗，先后在财政局、供销社、监委、组织部、教育局、乡政府（公社）、一中、文化局等多个单位转圈，真是党锻造出来的一块好砖头，哪里需要往哪里搬。1966年32岁时，就担任了县教育局的副局长。
我与他的缘分挺奇怪的。1977年我读高中，学校在乡政府（当时称公社）边上，他是那里的领导。印象中他高高瘦瘦、身形挺拔、不苟言笑。他当时是不是分管教育，我不知道，即使他分管教育，也不会认识我这个毛头学生。一个周日下午我返校，刚出村口，见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窄窄的湿滑的田埂上，鞋子上是泥，车轮上也是泥，样子颇为滑稽。我们的村子藏在城门湖边上的一个小山沟里，平时人迹罕至。见到他，我颇为惊讶，同他打声招呼。他笑着问，“你认识我呀？”我说，“认识，认识，你是当干部的”。他说，“不，不，我今天不是当干部的，我今天是钓鱼的。”他自行车上绑着钓具，看样子这一天收获颇丰，兴致高得很。十几年后我成了他家女婿，他的垂钓爱好仍在，多数周末的一大早就出门，到晚上才回来，脸被晒得黑里出油。
他的爱好其实是生活所迫。他和岳母的那点工资，要养育四女一儿，还有几个老人要赡养，生活挺艰难。前面几十年基本没涨工资，直至20世纪80年代，工资增长也极其缓慢，而且政策奇怪得很——上级给一个单位按总编制数下达增资指标，比如说本次增资指标是单位的30%的职工可以升一级，20%的可升两级，其余50%的暂不调整。为了那一级几块钱的增资额，不少单位打破人头，领导与职工严重对立。那时，岳父是县第一中学的书记兼校长，且按资历也完全符合增资条件。有一锤定音的权力，却多次将本属自己的指标让出来。他说：学校内大知识分子多，他们贡献大，优先给他们涨工资是合理的。后来学校盖了十几栋两层小洋楼，全部分给了那些高学历的老教师，岳父没有去要一套，而是一大家人挤在岳母单位的宿舍楼里。他在一中当主要领导十多年，那些上世纪60、70年代从上海、南昌等大城市，因落难而在一中任教的大知识分子，一直对他这个小知识分子恭敬有加，异口同声说他是个大好人。士为知己者用，整个80年代，是那所在江西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的高光时刻，高考成绩一直不俗，清华、北大、复旦之类的名校，都有一中的学子。收入低、子女多、负担重，只有自己想办法。他上山打猎（那时还未禁猎），下河钓鱼，在城里边角处开荒种菜，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在家里养鹌鹑，千方百计改善子女们的生活。前几年有个副镇长，用业余时间开网约车而受处分，社会上对此事分歧较大，以致酿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舆情事件。初闻此事，几十年前与岳父在村口偶遇的场景立即鲜活起来。想起岳父那几十年的生活之路，感慨万千。我判断这个副镇长，不会是个坏官，至少不会是个坏人。
三十年前他临退休时，我曾笑问过老人家：你当官几十年，又当好人几十年，有什么秘诀？他教给我八个字：与人为善，克己慎行！那几天一波又一波来吊唁、守灵的人们，让我又想起他讲过的秘诀。这就是盖棺定论吧！
岳父的遗体在殡仪服务中心停放三日后送去火化。跪在告别室里，亲眼看到他的遗体被推进火化楼。妻子几姐妹大声地哭喊：“爸爸，你快点跑，快点跑啊！”估计是家乡的风俗，希望他早一点跑过奈何桥，早日重返人间。而我却在心里默念：卸下了世间所有的羁绊，您老人家慢慢走！
岳父的骨灰盒被安放在罗氏宗祠的大厅内两天一夜，这是葬礼的第二个阶段，天南地北的同族宗亲都赶回来了。岳父高龄辞世，对宗亲们而言，算是功德圆满，他们将岳父的后事当成喜事来办，俗称“白喜事”。祠堂内外摆满了花圈，请来的乐队吹吹打打，似乎并没有多少悲哀氛围。灵前升起几盆炭火，人们围火而坐，有的高声谈笑，有的窃窃私语，谈论的多是岳父这一生与家乡罗垅的交往。罗垅是个大村，从商从教从政的人数不少，其中出类拔萃的也有一些。岳父是最早走出这条山村的，他们这些后来者，或多或少都受到岳父的影响和帮助，有些人说到动情之处，潸然泪下。岳父凡事讲原则，外人看来似是个极古板的人，但他乡情之重，却又是众人皆知。岳母多次开玩笑说，这老头一生帮人无数，却从来不说出来，别人也不一定知晓。人是情感动物，哪有受恩而不知？只是有些人记在心里，有些人表露于外；有些人知恩感恩，有些人不屑于齿罢了。妻子上高中前后，罗垅有几个小孩也在城里上学，当时学校无法安排住宿，他们就和岳父一大家人，挤住在岳母单位那套宿舍里，直至完成高中学业。这次操办岳父葬礼的总管，就是当年住在岳父家、并与妻子同年被大学录取的兄弟。丧礼期间事多且杂，不巧他的妻子重病住院。他两头奔波，疲惫不堪却无怨言。人啊，血总是热的！
妻子的姐妹们多次聊起，岳父年轻时是个工作狂，对子女要求严格，对四姐一弟一视同仁，即使是对独子也没多出一分溺爱，他们从小就惧怕他。但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我女儿刚出生时，他已从学校转岗至文化（广播事业）局任局长，每天下班后，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急匆匆咣当咣当地跑过来，抱着还软绵绵的婴儿，满眼宠溺地看着，一边转圈子一边小声哼着不知什么名儿的曲子，一抱就是大半天不松手。妻子嘀咕道：这小家伙哪里修来的福气？我们小时候可没有这待遇。岳母也附和道，是呀是呀，老头变了啊！
1992年，为了讨生活，我携妻将雏离开了家乡，来到南海之滨的中山。我知道他是多么的不舍，特别不舍才两岁多一点的小外孙女。所以，1993年暑假我们回家探亲时，将小家伙放在他们身边半年。那半年，小家伙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那台傻瓜相机，存留了许多难忘的时刻。翻看以前留下的照片，成为我们后来几十年宝贵的谈资。知道妻子爱吃腊味，每年的春节前，他必亲去市场采购肠衣和瘦肉，自己动手制作腊肠，晾晒之后邮来中山。我们多次劝说：您年龄大了，不要再劳神，现在超市有的得买呀。他不听，三十一年，一年未空。对子女的爱，他拙于或羞于口头表达，于是就将爱铸进日常，越至暮年越重。
去年在医院切开气管后，因病痛折磨，又不能用言语表达，有时他十分烦躁。那时我女儿的儿子还不到2岁，正是牙牙学语之时。我将视频用手机放给他看，他立即安静下来，满脸都是笑容。我们似乎找到了灵丹妙药，于是将大姐的小孙子，二姐的小外孙女，还有我的小外孙的视频，一遍又一遍地放给他看，让他暂时忘去身上的病痛。在他去世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第四代三个小孩接连出生，还有一个已孕育于母体即将出世。我想，这是他接近人生终点的最大慰藉吧。
岳父大人，2023年11月28日早上走了，享年九十。五天之后的12月2日下午，在他的子女亲朋的哀哀声中，在整村的宗亲簇拥下，在连天的鞭炮声里，葬入故乡土地。草木荣枯，人世代谢，他已与大地融为一体，而我的思念却绵绵无期。只要想起他，我就想起他的教导：与人为善，克己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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