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密的组织体系与深厚的情感纽带，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凝聚力量、引领民心的重要基础。海外华侨虽身居异域，却心系故土，其通过侨批这一特殊载体所传递的家国情怀，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也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对抗战时期侨批中家国情怀进行历史考察，有助于深入理解海外华侨在民族存亡关头的情感认同与实际行动，进一步丰富抗战军民同心、海内外一体的历史叙事。

一、侨批形态演变与战时功能转型

侨批作为近代以来华侨与家乡亲属联系的重要媒介，通常包括家书和汇款两部分，具有浓厚的民间性与情感性。全面抗战爆发后，侨批的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仅是家庭赡养与亲情维系的工具，更成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参与民族救亡的重要渠道。海外华侨的各种救国捐款分期分批、源源不断地汇回国内。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总额巨大，超95亿元法币，构成战时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东南亚华侨为例，1938年至1945年间，200多万马来亚侨胞在各地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赈祖国伤兵难民运动，将出钱捐物视为自己应尽的光荣义务。广大华侨节衣缩食，通过持续不断的按月捐、义卖义买、节日特别捐等多种形式踊跃捐输，为支持祖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侨批承载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与政治意识。1936年9月，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其成员瑞士华侨抗敌后援会积极贯彻“团结旅欧侨胞，保障自身利益，推进抗日救国运动，促进全国上下大团结，一致为祖国生存而战、为恢复失地而战”的宗旨。这一呼吁不仅基于血缘，更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构建与政治认同，超越了地域、阶层和党派界限，凝聚侨心，奠定集体抗日的思想基础。1937年，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我纽约同胞，均为中华民族之子孙，如不愿子孙为异族之奴隶，则应挺身而起，毁家纾难、出财出力援助祖国抗战！”通过组建“抗敌后援会”“筹饷总会”等团体，华侨将分散力量纳入有组织、有纲领的集体行动中，体现了高度的组织性与政治觉悟。

二、家国同构情怀与民族认同强化

抗战时期的侨批中，普遍呈现出“家国同构”的情感模式。华侨在信中往往从家庭琐事、亲人近况谈起，逐步过渡到对国家命运与战争局势的深切关注。例如，新加坡华侨郑若灿于1940年10月26日寄给潮安县祖母的侨批中，附有50元汇款，封背盖有“批捐”字样。这批捐制度源于抗战时期侨界为救济因战乱陷入困境的民众，规定从每元侨汇中抽取百分之二（即2分钱）作为救济款项。“批捐”印章表明该笔侨汇已完成捐款，虽金额微小，却深刻体现了海内外华人同心抗日、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念。这种由家及国、由私及公的话语方式，不仅反映了华侨将家庭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的认知逻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与内在认同。

不少侨批还体现出华侨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认同与拥护。尤其是随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广泛宣传和敌后战场斗争的深入开展，许多侨批中开始出现对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的赞扬，以及对国内团结抗战局面的殷切期盼。20世纪30年代，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与同乡郭子纲、黄奕得知家乡学校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并发展党组织后，毅然通过泰国增顺侨批局以“口批”方式，捐资200元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为办学经费。1938年9月21日，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致信回批，高度赞扬其“关怀祖国抗战人才之养成，爱国热情殊堪钦敬”。

三、物质精神双轨与抗战支援并进

侨批中的汇款行为在抗战时期具有显著的救亡图存意义。华侨通过侨汇不仅支持家属生活，还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被用于购买救国公债、捐赠抗战物资以及支援根据地建设等，成为抗战财政的重要补充。在此期间，涌现出劳军捐、航空捐、医药物资捐等多种捐助形式。例如，1937年11月16日，“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款委员会”成立，并向美洲、大洋洲等地的粤籍侨胞募集购机款项。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即筹集资金800余万元。广东地区捐机运动响应踊跃，既源于“航空救国”的历史传统，也受到国家大局意识的推动；加之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民众对空战严峻性的认识更为清醒。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2年，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

另一方面，侨批也是传递抗战信念、鼓舞国内亲人的精神纽带。海外侨胞在信中常常倾诉对祖（籍）国命运的忧思，表达“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鼓励家人坚韧乐观、共度时艰。例如，马来亚华侨吴镜明在侨批中写道：“全赖上下一心一德，军民合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国。”这一论断展现出侨胞对持久抗战的清醒认识和坚定信念，也反映出该战略构想深得民心。此外，吴镜明在批信中多次嘱咐家人：“汝等妇孺，凡事须镇定，勿听谣言为要”，并宽慰道“近有亲朋由塘来信云乡中安静，家中平安，甚慰下怀”。这类文字既缓解了战时家庭的焦虑，也在民间层面构建起跨越山海的情感支持网络，增强了全民族抗战的心理韧性。

四、中国共产党引领侨批网络建构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华侨工作，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团结和引导海外侨胞支援抗战。党的相关组织及外围团体通过报刊、书信、人际传播等方式，向华侨宣传抗战局势和党的政策，鼓励他们通过侨批联系家人、捐款捐物、传播正义声音。尤其在闽粤等侨乡地区，地方党组织注意保护侨批流通渠道，宣传侨胞爱国事迹，并将部分侨汇资源合理用于支援前线与巩固根据地。在日伪封锁、国统区检查森严的复杂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依托地下交通网和统战关系，千方百计保障侨批通往根据地的安全。一是利用香港、澳门等中转站，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秘密转递侨批和物资。二是通过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地下党组织、进步团体及可靠商号，建立隐蔽的传递线路，确保侨批能够突破阻碍，安全送达侨眷手中，甚至直接将支援款项和物资转运至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9年6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于上海公布《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14条，明确以“便利侨汇”为核心，旨在“推进国外贸易，便利侨汇，平衡国际收支，防止投机，繁荣经济”，为侨汇管理提供了初步法律依据。随后，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一步提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并正式确立“便利侨汇”为国家政策，标志着新中国首次以成文形式明确侨汇管理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侨批成为中国共产党华侨统战工作的重要媒介。

五、历史价值永存与时代启示新彰

抗战时期侨批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全体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的历史缩影。它不仅体现了海外华侨深厚的爱国爱乡传统，更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历史表明，情感的感召与组织的引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凝聚民族力量的关键。侨批作为民间书信与官方抗战动员的交汇点，其背后是国家认同、文化归属与政治信仰的多重融合。这一历史经验对今天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珍视并挖掘侨批等民间文献的价值，传承华侨爱国传统，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室教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