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从中国人对于“名”的情结讲起。他指出，姓名源于夏商周时期，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后世将姓氏合一，丰富多样。凡人必有姓名，姓名是人的独特符号，体现家族血统，反映时代变迁，具有社会文化价值。

之于地名，往往反映地理实体的实际地域、规模、性质等特征，一般尊重当地历史、文化和群众意愿，方便生产生活。

无论人名还是地名，都被赋予一定的心理暗示和象征意义，人们都希望名“正”而言顺。

纵览中国，称“香山”之名的有多地、多处。例如，北京香山因最高峰有两块巨大的岩石，形似“香炉”，且阴雨天云雾缭绕，故得名“香炉山”，简称“香山”；亦有明代文献记载，香山曾栽种大量杏花，每年花期一到，花香浓郁，得名“香山”。福建厦门的香山，原名“荒山”，南宋理学大师、同安县主簿朱熹曾数游此地，闻草木皆香，遂将其更名为“香山”。还有四川遂宁的“血腥山”，为避不吉改名“香山”，显示出地名随文化观念的变迁。

岭南的香山，在汉唐时期是孤悬于珠江口外、伶仃洋上的较大岛屿，隶属东莞县，文献记载“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这时候的香山，是名副其实的“香山岛”。

北宋时期，因岛上居民诉讼不便，香山文顺乡廷福里（今中山市南区恒美村附近）进士梁杞建议设县，以香山命名，但当时并未获得朝廷批准。至南宋绍兴二十二年，陈天觉提议升格为县，便于管理，割四县濒海地归香山县。历经南宋至民国，香山县名沿用约773年，胡波认为，这体现了香山地域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资料记载，唐武德四年（621），朝廷在香山岛设置文顺乡，是香山地区最早的行政机构。同时，在当时乡驻地设香山镇，为戍边军事单位。唐至德二年（757），香山镇即代文顺乡作为地方行政机构。

胡波在《中山简史》中写到，建镇后的香山，人口增多了，经济实力增强了，曾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格局，在经济和文化互动日益紧密的环境下逐渐被打破。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香山镇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渔业、盐业和其他副业，与外界始终保持着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岛屿与岛屿之间的沟通、村落与村落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沟通联络的基础上，也有了明显的加强。

到了宋代，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独立建制设县成为香山有识之士的期盼。北宋元丰五年（1082），香山进士梁杞关于香山设县的请求虽未被批准，但朝廷同意设立香山寨。宋代于诸州险要处设知寨，与县同级。但知寨非正式官职，相当于村民自卫组织的头目。香山设置寨官，选址在五桂山南面的山场村。新任的寨官，专门负责巡捕盗贼，维护香山地方的社会秩序，防止外敌侵犯。

经过近70年的励精图治，香山设县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明程度、人口数量、人才条件等已臻成熟，重新申请立县，摆上了寨官陈天觉和东莞县令姚孝资等人的议事日程。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设县“终获诏准”，并明确指出以原行政区域为基础，“又割南海、番禺、新会三县滨海地益之”。香山县的行政区域，从原有的香山岛，扩大到包括东海湾西北岸及其沿岸的海岛、海滩。

明代，香山人何泽远两次随郑和下西洋，虽未给香山带来直接变化，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让众多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不约而同来到香山澳门，并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扩大社会和经济影响力。原本“隔海三百里”的孤独岛屿，一跃走到了时代的前沿。

1912年，香山县直属省政府管辖，结束了清政府在香山县的统治。有着700多年历史的香山县，翻开了新的一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同年3月23日，香山县各界在县城学宫隆重举行追悼会，沉痛哀悼孙中山，国民党县党部各执行委员会及全体党员、政府、机关、军警、商团、学校、县议会、工会、农会、海外同志社等约两万人参加悼念活动。1925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将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以纪念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同年4月17日，有关文件签署，香山县正式被命名为中山县。

胡波认为，以人物命名城市或街道，这在古今中外都不是新鲜事，但香山易名中山还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既是对孙中山历史功绩的永恒纪念，又是对中山县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的一次历史性提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民主革命精神符号的中山县，凝聚了民众对“三民主义”和共和理想的认同，加之部分华侨回乡投资实业，其城市风貌、工商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有了明显改变。城区街道更加宽阔畅通，不少欧式风格的民居建筑和高耸坚固的碉楼拔地而起，还有很多新式的机器工业和现代性的商业、金融业也渐次涌现。

1929年，中山县被树立为全国模范县。胡波认为，不仅因为这里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是“国民革命的发源地”，还因为这里有着地理区位的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基础。据了解，民国初期的中山县，是名副其实的富庶大县，人口之繁庶和经济之发展“几无一不冠于全省”，而且“一切产业交通运输之发展，均居本省首位”。

1930年3月24日，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到全国范县中山县视察时，感慨道:“中山现在已变为全国的中山，为的是他已经做全国的模范县。”

模范县建设虽然只持续了六七年时间，但这一时期各项事业如日中天，为后来百年中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波认为，这与香山更名中山有密不可分的促进关系。

以革命家命名城市这一做法，树立了全国性纪念的新典范，既促进了人们对革命先驱的集体怀念，也推动了地方发展与文化传承。

胡波从中山县的转型与崛起、改革开放的崭新步伐、文化教育的繁荣景象、历史文化名城的荣耀等四个维度阐述了更名的时代意义。他认为，从革命文化到创新文化，中山依托华侨、商业等多元文化，打造城市发展新面貌；以孙中山故乡吸引全球资源，促进经济与社会事业快速提升，跃升为广东“四小虎”；又借助孙中山品牌，推动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塑造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和文化底蕴；此外，实现了从县级市到地级市的跨越，并荣获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等荣誉，香山文化熠熠生辉。

可以说，“中山”一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为城市发展带来了相应的红利，但也有“想象受限”的一面。胡波指出，地名政治化使中山在文化资源利用上较为谨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创新与自我超越，影响了与珠海澳门的区域联动发展，导致资源利用率较低。

在《中山简史》中，胡波以更加纵深的视角给出了阐述：香山岛虽孤悬于伶仃洋上，但它既与岭南地理变动和气候变化有关，又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密切，尤其是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全球性的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使岛屿香山较早地融入世界大循环和大分流的浪潮之中。“任何一次气候、水文、地文等的变动，都直接影响这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同样，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变革，也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山的社会秩序和人文环境。”“中山首先是珠江三角洲上的中山，也是岭南天地下的中山，还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中山，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山。”

尊重历史，珍视当下。鉴于中山、珠海、澳门三地文化同源，胡波建议整合三地优质资源，通过区域合作打造集研究、学习、游览于一体的高端文化品牌，并将其更充分、更高质量地转化为经济优势，携手走向更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