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的理学观具有鲜明的折中性和朴素唯物论倾向。他既坚持程朱理学的立场，又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他认为，“心”和“理”是二元结构的存在，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尊重客观事实。他还非常注重后天的修养和学习，提出“随时随地”“自旧生新”等观点。

黄佐的文集里有一批理学文章，充满着思辨色彩，大体根源于宋代的程朱理学而有自己的阐释和发挥。

在《才德论》中，黄佐清晰地论证了“才”与“德”的关系：“端天下之本，存乎德；治天下之事，存乎才。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胜德者也，虽适用而终败；德胜才者也，虽无用而免咎。”意思是说，稳定国家靠“德”，处理具体事务多凭“才”；“德”为“才”提供加持，“才”也应受“德”的制约。德才兼备方为栋梁之材；而德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在《内外合一论》中，他写道“……是故吾心本有良知，乃性之‘牗’于天者所谓故也：触之即觉，则感而遂通。苟凿以私知，则无由尽之于己，推之于人矣。惟夫时习旧闻，融会贯彻，学以复其初，思以致其明，则本体常顺，而义理自旧生新，日知其所无，性可得而尽也。”强调学习是一个不断累积、不断更新的过程。他认为，人生生之理虽禀赋于天，但并非一经禀受就万古不变，而是随着后天的经历有所升降变化。

董上德教授认为，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和创新性，也长远地影响了广东人的性格基因。到了近现代，为什么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为什么改革开放政策在广东大放异彩？这与广东人秉性中的务实、灵活、高效等特点密切相关。

据董上德教授介绍，黄佐与王阳明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明代中期，地点在浙江绍兴。当时，黄佐作为学者慕名拜访王阳明，两人就理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王阳明以其深厚的哲学底蕴和独特的见解，给黄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相会，不仅让黄佐领略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魅力，也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时隔数年，黄佐与王阳明再次相聚于江西赣州。此时，王阳明已名满天下，而黄佐也已成为一位颇有声望的学者。两人再次就理学思想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将这些思想应用于社会实践。这次相聚的场景，充满了学术氛围和人文关怀，成为了两人友谊的见证。

黄佐与王阳明两人在思想同属儒学体系，均秉承儒家传统道德观，强调修身齐家为治国平天下，认为道德教化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但两人思想又存在明显差异。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识引发实践，又因实践获得新知，两者是同步发生的。黄佐认为“知”与“行”之间存在时间差，知在前，行在后，没有知识对于行动的指导，行为很容易出错。他还认为王阳明强调的“致良知”忽视了实践的过程。“良知”即“理”，非一步所能抵达，要有“致”的过程。

董上德教授指出，王阳明当时虽不认同黄佐的观点，但也尊重黄佐的思想和直接的表达，表示“非尊兄不闻此言”。

有意思的是，在由黄佐弟子所编的《庸言》中记述：王阳明晚年时理解甚至接受了黄佐的观点，他作联“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悬于敷文书院（该书院在广西南宁，创办时间是嘉靖七年六月）。

董上德教授还提出，以陈献章、湛若水、黄佐等为代表的一批岭南学者，通过讲学、著书立说等方式，将理学理念深入人心，为明代理学体系的构建作出了贡献。

这些岭南学者在传承理学的同时，也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对理学进行了创新性解读和发展。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将理学理论与岭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理学观点。

黄佐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其学术活动对理学在岭南乃至全国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的理学思想中，融入了对岭南文化的深刻理解，丰富了理学的内涵，使其更加多元和包容。

黄佐系列课程结束，读者自发为董教授送上鲜花。

董上德教授也客观指出了理学的思想局限，认为当时的理学是一种理想主义预设，过于强调客观世界的理性和抽象性，轻视了人类内心情感的复杂性和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说，这并不利于社会思潮的创新和独立精神的发扬。

当然，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也都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在今天来看，可充分取其精华，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并通过积极实践，进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