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大儒黄佐的诗歌作品如山峦、似清流，既重“格物”、又不失“机趣”，表达了对社会的深沉凝思，亦饱含着浓烈的家国情怀。

2月22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的“遇见先贤”重磅系列课程之黄佐篇在香山书院继续开讲，一众良师贤友共同探幽黄佐诗歌的情调与意境。

董上德认为，明代诗人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诗意，使得诗歌内容更加贴近生活。这一时期，诗坛既有雄浑豪放之作，如边塞诗的壮志凌云；也有清新婉约之篇，如山水田园诗的恬静淡雅。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诗人，各自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共同构成了明代诗歌的丰富面貌。

明代中期，复古风气逐渐兴起，诗人们开始倡导回归古代诗歌的传统，以寻求诗歌创作的新出路。复古风气的盛行，导致诗人多拘泥于古人形式，缺乏新鲜血液与生命力。他们过分追求古人诗句的韵味与格调，却忽略了时代变迁下个人情感的独特表达。

不过，明代文学思潮活跃，特别是“心学”的兴起，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人开始更加注重内心世界的探索，强调个性解放和情感自由，这种思潮促进了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与此同时，明代政局的动荡、频发的民族矛盾等，也让诗人们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在作品中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感和责任感。

黄佐家学深厚。其父黄畿喜爱庄子、屈原，作文摆脱八股习气；其母是广东大儒陈政之女，也是教养有素。黄佐治学思想和诗文风格深受家庭影响。

就诗歌创作而言，黄佐巧妙地将“格物”与“机趣”相结合，既追求对事物的精细描绘，又注重诗歌的趣味性和灵动性。他的诗作往往能在严谨的逻辑与生动的意象之间找到平衡，使得诗歌既有学术的深度，又不失艺术的魅力，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学追求。

黄佐的诗歌语言精炼而富有韵味，他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象征等，来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而在营造诗歌意境时，黄佐也善于运用各种手法，如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象征暗示等，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将情感与景物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既具象又抽象、既有限又无限的意境空间。

收于《泰泉集》（卷十四）的《采莲歌五首》其四：“隔花相见两徘徊，荡桨低头笑不来。双栖白鹭忽惊起，遥见浮萍一道开。”诗作通俗易懂，细节丰富，既刻画了所写人物相见时的羞涩与期待，也展现出江南水乡的生机与活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董上德教授认为，这首诗充分体现了黄佐将理学家的“格物致知”精神与儒家经学里的“诗教’传统相结合，随时随地观察生活，营造意境。

作为岭南地区的杰出诗人，黄佐在诗歌中对家乡风物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如《石岐夜泊》长诗，开头“香山秀出南海壖，四围碧水涵青天”一句，直接点明香山（石岐）优越的地理特征，然后写“渔歌菱唱不胜春，桂楫兰桡镜光里。石岐夜泊白鸥沙，南台缥缈浮梅花”，将石岐作为岭南水乡的情景描写得有声有色，形成一种既含蓄又深邃的情感氛围。

黄佐的诗歌中，家国情怀表现得尤为浓烈。他以笔为剑，抒发对国家的忧虑与热爱。

《泰泉集》（卷十四）——

《崖山怀古六首》

北风吹浪作龙楼，疑是乾坤正气浮。

闻说当年杨太后，间关挥泪渡中流。（其一）

两崖形胜自天开，夺港犹思卷土来。

千古海陵遗迹在，云涛回望重堪哀。（其四）

崖山，位于今新会。东有崖山，西有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故称崖门。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时年8岁）与一众大臣被元兵追杀，一路南下，最终来到新会的崖门，后无退路，前有大海，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小皇帝投海殉国。

黄佐崖山怀古，表露的是吊古伤今的情怀。他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凝思，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家国赤诚。他有抱负、有见识，不希望历史的伤痛卷土重来。

《泰泉集》（卷十三）——

《暮春醉游》

东风飘飘吹絮衣，沉醉不忧生计微。

粤台云朗木客啸，珠寺花深江燕飞。

山川有恨天相罩（罩，一作“限”），

薇蕨无言春自晖。

已抛簪弁逐渔钓，浩浩放歌明月矶。

诗作包含丰富的意象，似是展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和谐交融。董上德教授解析“明月矶”原为明建文年间刑部左侍郎胡子昭的埋葬地。建文四年（1402）九月，在靖难之役中，胡子昭因拒不降于朱棣被杀。黄佐借此隐喻自己已经抛弃了官帽（簪弁），转而浩浩放歌于天地间，表达了决绝超脱的人生态度和自由豪迈的精神境界。这恰与黄佐离开官场、回乡办学著书的人生经历不谋而合。

综合来看，黄佐诗歌风格独特，情感真挚，强调诗歌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在明代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而诗歌里的黄佐先生，“品性高洁，忠义兼具，不愧为理学家中的性情中人。”董上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