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以为历史小说就是风月缱绻、兴亡悲歌，实则不然。一部《白门柳》，写尽秦淮韵味，道尽晚明浮沉。在这部作品里，读得到爱恨离愁、党派纷争，更读得到乱世之中破土而出的新思想。

6月7日，凭借《白门柳》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中山籍文化大家刘斯奋做客香山书院，漫谈该作品的创作故事与时代意蕴。

从36岁写到53岁
像写诗一样写小说

“我从前写诗歌、散文，从来没想过要写小说，可一写便是多卷长篇，实在出乎意料。”深耕文学、美术、书法等多个领域的刘斯奋表示，多年前，他前往广西参加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的途中，偶遇一位出版社编辑。一番畅谈后，对方力邀其提笔创作长篇作品。经过一番思考，刘斯奋将目光投向了晚明清初的秦淮河畔。

“我是岭南人，从没在江南生活过，但这不是创作的障碍。”刘斯奋说，彼时江南处于王朝更迭的洪流之中，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交织碰撞，人性在乱世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已有一些聚焦朝代兴亡、才子佳人悲欢、君子阉党之争的作品，若是重复老路，便失去了创作的意义。

刘斯奋决心跳出传统叙事框架。改朝换代不过是封建王朝的循环，算不上真正的历史进步。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究竟诞生了哪些本质上进步的东西？循着这个思考，他找到了创作核心。整部《白门柳》以中国本土早期民主思想为根基，描摹乱世众生相，探寻思想萌芽生长的社会土壤。

“《白门柳》写了整整16年，从36岁一直写到53岁。刚开始写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在牙牙学语；写到后面，他们已经可以给我的作品提意见了。”刘斯奋打趣道。16年间，他以写诗的严苛态度打磨文字，每日仅落笔一千余字，字字斟酌、句句推敲，“我写这本书如温旧梦、如对故人，虽从未踏足旧时秦淮河，笔下的人物与场景却仿佛亲身经历一般。”

完笔之后，刘斯奋倍感坦然，他将这部作品视作自己文学路上的“安身立命”之作，转身投身书画领域。

不做主观评判
只呈现历史真实

作为一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白门柳》最亮眼的艺术成就，是跳出了古代同类作品的叙事局限，站在当代视角重新解读历史。当然，《白门柳》也写王朝更迭，但作者透过改朝换代的表面景象，深入描写乱世之中人们的思想变化，着重讲述当时新思想慢慢萌芽、逐步发展的过程，让整部小说拥有了更厚重的思想内涵。

传统历史故事里，人物常常被直接定义成忠或奸、善或恶，形象片面。《白门柳》遵循真实的历史原貌，客观展现每一位人物的经历与内心，不做主观评判，留给读者自己去理解和感受。比如钱谦益，身为有名的文人，看重文人的风骨与气节，可面对兵临城下的清军，最终还是选择投降；柳如是性情刚烈，始终坚守本心，极力劝说丈夫保全气节，可身处动荡的年代，她也有着身不由己的难处。书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纠结与取舍，形象鲜活，贴近真实。

秦淮河名士与名妓的过往，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白门柳》中，作者刘斯奋将董小宛、冒襄、柳如是等人的个人命运，完整融入大的时代格局当中。董小宛一路跟随冒襄四处逃难，在对方病重时尽心尽力照料，两人之间不只有真挚的感情，更有乱世里相互陪伴、坚守底线的模样。每个人的悲欢得失，都和家国命运紧紧绑在一起，格局变得开阔许多。

刘斯奋解读道，中华文脉有着强大的包容性与韧性。乱世之中，文人或是以身殉国坚守气节，或是隐居避世独善其身。无论选择何种方式，中华文脉始终生生不息。

或许正是因为此，《白门柳》直到今天依旧深受读者喜爱。近年，这部作品还被改编成粤剧，选取董小宛与冒辟疆的故事作为主线登上戏曲舞台，从文字走向舞台，以多样的艺术形式持续散发魅力。分享会现场，广东粤剧学院院长邓志驹、中山曲协副主席胡梓琪还演唱了《白门柳》选段，氛围热烈。

扬长避短
广东文学未来可期

分享会现场，读者们接连抛出问题，从书名由来、人物塑造，聊到文学创作、地域文化发展，刘斯奋逐一解答。

有读者提到刘斯奋的父亲、《羊城晚报》创始人之一刘逸生。刘斯奋表示，父亲终日忙于办报、笔耕不辍，虽无暇专门教导他写作，却向孩子们开放自己的书房。“家中藏书繁多，父亲从不限制我们读什么书。如果有读不懂的地方，他会停下手中的事耐心讲解。”母亲出身富家，当时甘愿冲破门第束缚嫁给清贫书生，加上幼时“胎教”一般的诗词熏陶，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的性情与审美。

对于当下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以及孩子的培养，刘斯奋给出了中肯建议：“每个人天赋各有不同，有人擅长笔墨，有人精于数理。不必强行补短，学会扬长避短，才是最好的选择。”

面对大家关心的广东文学发展问题，刘斯奋坦言广东文学创作有天然的“难处”。一方面，本地创作者需将粤语思维转化为普通话书写，无形中多了一层阻碍；另一方面，广东商业氛围浓厚，不少有才之人选择经商，坚守纯文学创作的人相对较少。但他也十分乐观，如今越来越多人扎根南粤，只需假以时日，人们充分融入地域文化、沉淀生活感悟，广东文坛未来会诞生更多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