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热播剧《太平年》中，不少观众对剧中一连串拗口的官名印象深刻。检校官、枢密使、安抚使……这些陌生的称谓，成为读懂宋代历史的一道“门槛”。

3月15日，香山书院邀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曹家齐，从这些复杂的官名入手，为市民读者拆解宋代政治制度的底层逻辑，揭示出宋代政治制度对于认识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价值。“宋代的官制看似混乱，实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节点。读懂它，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脉络大有裨益。”曹家齐表示。 

宋代官制体系看似混淆失序
实则暗藏深意

学者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在我们要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有形式推进，而无制度建立。”这一观点曾长期影响着宋史研究的走向。

诚然，电视剧《太平年》中，吴越王钱俶的头衔长达数十个字；欧阳修悼念父亲的墓表落款中，也列满了各项官名。这些繁琐的表述，着实令人苦恼。曹家齐认为，这恰是宋代政治制度的一种折射。

他阐释道，宋代的官制体系包含多重头衔，看似混淆失序，实则暗藏深意。这种复杂的官员类别分化与杂糅，让宋代朝堂难以形成界限分明、职能单一、权力独立的势力集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哪个官员或群体能独揽大权，自然也无法与皇权抗衡，也从根源上避免了外戚、宦官专权的问题。”更特别的是，宋代官员形成了一种“能上能下”的流动样态，即使高高在上的宰相、副宰相，也可能因一时之失被降为地方官，待形势变化后可能又回到中央权力系统。这种灵活的任官机制，让宋代政治生态保持了难得的弹性。

曹家齐认为，这种看似混乱的制度设计，正是宋代对前代政治弊端的反思与革新。针对唐五代以来的武将专权问题，宋代以文制武，文官地位远高于武官，即使一介武将，见到备考进士的文人也会自觉谦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风尚让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高度成熟的时代。

“研究历史不能只重视开端，
末端的反思往往更有价值”

“研究历史不能只重视开端，末端的反思往往更有价值，因为它能让我们看清一种制度从发展到消解的完整过程。”曹家齐提出“末端反思”的研究概念。 

他将秦以后的国家体制划分为三个脉络：秦汉六朝体系、北朝隋唐宋体系、辽金元明清体系，而宋代，正是第二个体系的收官者。这一特殊位置，让其拥有了独特的“末端反思意义”。宋代先经历了中书门下体制的发展，宋神宗时期试图恢复唐代三省六部制，却因现实需求大打折扣，到南宋时，三省最终合一，宰相甚至可以兼任枢密使，军政大权再度集中，三省六部制的理想分权模式彻底消解。

“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到隋唐三省六部制，再到宋代三省制的消解，证明了理想的三权分立在古代君主专制体制下无法长久实行。”曹家齐表示，为了维护皇权，必须分权制衡；但若权力分割过细，又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这种矛盾，让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始终在“分”与“合”之间循环。宋代正是这一循环的重要见证者。

“宋人造就”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抹亮色

宋代三百余年的政治实践，堪称观察和理解整个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样板”。它的制度机理和做法，对元明清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学者陈邦瞻曾评价：“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即使到了近代，严复也直言：“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孕育了士大夫阶层的责任与担当，成为儒家理想政治的集中实践。宋仁宗时期，士大夫敢于直言进谏，苏辙在科举答卷中直接批评宋神宗沉迷后宫、不务政事，非但未被治罪，反而因耿直被嘉奖；包拯为反对皇帝任人唯亲，甚至拽着皇帝的袖子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士大夫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皇权，皇帝也能包容不同的声音，这种政治风貌，在其他朝代极为罕见。”曹家齐感慨道。

曹家齐还指出，宋代通过扩大科举制，为底层读书人打开了上升通道，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也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人精神深入人心。这种理想的政治风貌，虽只是短暂呈现，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