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21日-22日，在大洋彼岸康州首府哈德福城举行一个引人注目的会议。由耶鲁大学东亚研究所、雅礼协会和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联合举行的“容闳生平和学术论讨会”，当年正好是容闳留学美国的150周年。容闳是第一个带领中国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先驱者，由他带领的4批留美幼童不少成为中国近现代化的先驱者。为了推崇容闳等先驱者对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此后每年的9月22日并定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这位身体力行将科教兴国、留学报国“写入”中国历史的正是香山南屏人。

开创了留学报国的先河

如今的珠海南屏有一所“甄贤学校”，这是1871年容闳回国后捐资500两白银在家乡兴建的。当年的校园现已成为容闳博物馆，吸引不少访客参观。博物馆保留尚好的颇具岭南风格的建筑，馆内通过图片、实物、文献等,分别从西风东渐、创世之举、赤子情怀、留学报国、报国寻路、风雨晚年等多个专题再现容闳爱国的一生。展馆还开辟出一个专门的展厅，展现詹天佑、唐国安、唐绍仪等曾参与留学报国的故事。

现在留学深造已成为不少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多元路径。然而，在闭关锁国的十九世纪，容闳除了凭借个人努力成为“中国人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的“第一人”，更是学成归来后报效祖国的先驱。其爱国的一生，曾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接触甚至效力，殚精竭虑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甄贤学校不远处，南屏村还保留着容闳幼时生活的故居，墙体虽已修葺一新，但从布局空间上不难看出当年的狭小与局促。容闳出生在1828年，香山县南屏村的一户贫苦农家。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得益于在澳门、香港求学的经历。容闳在1841年到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容闳随之前往。两年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容闳毕业后毅然返国，在广州、香港、上海等任职，曾到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访问，向洪仁玕提出富国强兵、革新教育、改良政治等建议，未被采纳。遂于1863年转而对洋务派曾国藩等寄予希望，被曾委派筹建江南机器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1867年，他向清政府提出禁止外国教会干涉诉讼、开采矿产、选送学生赴外国留学、合资开办轮船公司等建议。紧接着，他又向清政府提出了“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同治十一年，陈兰彬、容闳分别以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的名义派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常设驻外机构，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跨出的第一大步。

不少留美幼童成为我国现代化先驱

容闳博物馆挂着一张留美幼童出国前在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合照。照片中孩子们身材矮小，头带瓜皮帽，身穿蓝袍马褂，留着一条小辫子，一脸茫然。当时正准备跨洋出海的他们或许没想到，他们正在书写着历史，改变中国。

曾国藩和李鸿章对选送幼童赴美留学是十分重视。他们指出：“查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所有携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重大……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不足以应是选。”他们亲自与容闳拟定章程，拨出经费。由容闳亲自在官立学校中挑选中英文皆有基础的聪颖学童。最后挑选了30名，其中广东籍占了24名，另有江苏籍3名，安徽、山东、福建籍各1名。

容闳十分关注关心这批留美幼童的培养模式，与美国当地教育官员商议，决定把这30名学童散居在普通的美国家庭中，便于他们适应美国生活和学习英语。

1881年，这批幼童学成归来，日后大部分都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詹天佑成为了著名的铁路工程师，主持建成了“京张铁路”；蔡绍基任外事局长和天津北洋大学堂总办；黄开甲任“圣路易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副馆长；钟文耀先后在华盛顿、马德里和马尼拉任外交官，后进入铁路界，担任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的总办；欧阳赓任巴拿马总领事；张仁康成为美国第一任华人律师。稍后的留学幼童，还有当过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等。

在1999年的“容闳生平和学术论讨会”上，时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薛亚霏在讲话中对容闳一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容闳的历史事迹表明了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19世纪）觉醒后，第一次把‘科学教育兴国’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但很可惜，“幼童赴美留学”之举只坚持了4年，就因清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的阻挠而终止。随后清政府改任容闳为驻美副公使，在任上，他力阻清政府允许贩卖华工。1898年，他参加了梁启超、康有为领导的戊戊变法，失败后逃离北京。1902年起在美国定居。1910年，他还曾介绍孙中山与美国军事理论家荷马李和财政界人士布思等认识，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12年病逝于美国哈福德市，主要著作有《西学东渐记》。

保护旅外华工“有图有真相”

关于容闳，不得不提到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这就是，容闳在调查秘鲁华工时，成为了我国新闻摄影的先驱。

在容闳率领幼童赴美期间，李鸿章曾派他到秘鲁调查华工的处境。容闳所处的时代，西方殖民者为了加快开发在东南亚、美洲、非洲等殖民地，加快原始资本的积累，迫切需要大量的廉价华工。秘鲁就是当时掳掠、虐待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容闳在赴秘鲁之前，对那些被“卖猪仔”到国外当苦工的华工的处境有较深的了解。他在回忆初次回国的感受时写道：“甫抵澳门，第一遇见的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  

1873年，容闳奉命从上海搭船赴美国，拟于照顾幼童之便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容闳奉命到秘鲁调查华工，是鸦片战争数十年后中国政府首次关切出洋华工命运，容闳刚到秘鲁，华工泣不成声，纷纷与之详述。用了两个月作深入调查，容闳就查清了华工所受的非人待遇。他们被卖到秘鲁北部，在深山、糖寮、鸟粪岛等地，开山、种蔗、挖鸟粪，备受虐待。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熬受不了自投火炉、糖锅自杀。一一笔录后，他恐怕秘鲁方面狡辩、抵赖，便想到应用之前学会的摄影术，把所见的情景一一拍摄下来后，将报告和24幅实景照片封寄回国，从而揭露了秘鲁当局与西班牙、葡萄牙“猪仔”贩卖集团狼狈为奸鱼肉中国人民的罪行。

铁证如山，在中国政府正式向秘鲁当局提出交涉之后，秘鲁当局不得不于光绪三年(1874)复照中国政府，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在秘工作的华工的基本权益。这是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也是中国保护侨民利益的良好开端。对此，容闳不辞劳苦的深入调查，那24张照片是起到重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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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 徐钧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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