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叙事：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创作笔谈

当《香山叙事：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的创作，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疫情环境中的创作实属不易，它不仅束缚了我的手脚，也限制了我的思绪。

但是，收获也蛮大，除了巨量历史资料的攫取和消化，特别对创作中的“在场”有了新的理解与发现，并做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感觉就像“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心房蓦地空灵了敞亮了。

纪实文学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所谓纪实，主要强调事实的新闻性，即作家所呈现的一定是新发现的有价值的多维在场。有人认为，在场是作家与新事物的密切接触或身临其境。

从理论上讲，这话没错。

问题是，在场是一个很复杂的哲学命题，密切接触或身临其境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现在很多纪实文学作家就陷在这种困惑中，请问100年前的事情，作家如何在场，难道你真的能穿越时空吗？有些作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找隔壁家的二大爷采访，因为隔壁家的二大爷的三姨夫的父亲，曾经与书中的主人公有过工作联系，看起来似乎找到了在场的抓手，实际上这种在场很蹩脚，而且容易丢失信息，导致以讹传讹。

历史题材的密切接触或身临其境很难，也做不到。隔壁家的二大爷再多，也解决不了密切接触或身临其境问题，因为历史场景已经被时空掩埋了。与其如此，倒不如将“隔靴搔痒”转化为发掘历史真实和研究历史资料上。

我曾经写过一部新闻理论专著《新闻超限战》，在这部书中，我深入解析了史态新闻所蕴含的巨大现实意义。它表现为历史对现实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既包括价值取向，也包括文化记忆，前者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基本要素，后者构成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素质。因此，无论是历史书写抑或书写历史，作为一种权力，在具体操作上都相当于对历史符码的重新建构。

海德格尔认为，时间在本质上并不是“现在系列的前后相继”，而是“在当前、曾在、将来中嬉戏着的在场”。据此，我们将时间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将来，对应移植到事件在历时上的三种状态：史态、现态和趋态，并以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来加以关照，就形成了我们的史态创作观。

史态创作观是对历史题材的超常规认知与表现。

历史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它千姿百态，令人陶醉，历史题材向来都是以人的活动和活动成果为观照对象的，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一般而言，历史自身的魅力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继而激发人们进行深入研究与书写。之所以说理解的历史性构成理解的偏见，缘由在于认知主体所处的时空已经远离了认知客体，原原本本复原认知客体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认知主体只能依据自己所处的时空来理解认知客体。因此，伽达默尔补充说“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

历史题材的创作，说到底是作家对历史中蕴含的新价值的认知与表现。它是历史记忆与精神守望的共契，是历史与现实的价值连接，它就像炮队镜与坐标点一样，每时每刻都标示着社会前行的各种数据，为前行的人们矫正航向。所谓的“以史为镜”大概如此吧！

因而，历史题材的创作重在价值发现，当然此过程也融合着多层思维的在场。有人对多层思维做过精彩剖析：即从二界思维到三界思维，从单向思维到多向思维。漫长的人类历史证明，人能够认识事物，源于人接受了由事物发出的信息，而信息则是表现事物特征的普遍形式。可贵的是，信息具有可复制性特点，它一经产生便可相对独立于母体，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可能：人们对某一段历史的认识，不一定以接触某一段历史来完成，而是通过接受复制过的信息来达到同等目的。

事实告诉我们，除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信息世界，人们通过复制的信息来认识事物，而代替直接接触历史本身，这就是“二界思维”向“三界思维”的演进过程。在人们所掌握的知识中，由紧密接触或身临其境获得的知识毕竟有限，大量的知识是通过相对独立的信息获得的，比如书籍、史料、师承、祖传等。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历史题材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历史题材的鲜活度和饱满度。因此，历史题材的在场要比现实题材的在场复杂得多、立体得多、精彩得多。

历史题材的在场，重要的是新认知、新价值的在场。文学创作本质上是新认知和新价值的书写，而非纯客观事物的整体描摹。我们经常迷失在客观事物中，认为客观事物才是文学的主体，实际上并非如此，客观事物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存在，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往往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家只能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进行书写，作家的在场只是认知的在场和价值的在场。

《香山叙事：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前期准备的时间很长，2010年2月，中山日报与上海《新民晚报》联合策划的大型系列报道《中山人在上海》启动，我站在上海南京路，看着曾经繁华的先施百货大楼和永安百货大楼，心中无限感慨。从那时起，我萌生了书写上海“四大百货”的想法，但随着有关信息的日积月累，我觉得上海“四大百货”已经被人写尽了，超越前人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直到2022年春节前夕，我正准备去海南岛过节，大脑突然闪出“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的字样，我很兴奋，即刻拨通了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宋钻友先生的电话，他认为这个题材很好，至今无人涉猎过。节后，我从海南岛回到中山，宋钻友先生寄来的书籍和资料也收到了，他的支持和鼓励坚定了我探索上海“四大百货”新认知和新价值的信心。

如今，百货大楼在中国星罗棋布，但它们的根脉还是上海“四大百货”，而且，就其对城市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以及人的心理空间的影响而言，后继者似乎无法超越上海“四大百货”，这也是其至今能够傲视群雄的重要因素。

新认知和新价值的在场，是历史题材最重要的特征。至于是否采访过隔壁家的二大爷，其实并不重要。试问，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采访过隔壁家的二大爷吗？但他们写出了传诵千年的历史巨著。道理很简单，他们在历史信息的街巷里游历得久了，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的被历史尘埃掩埋的新认知和新价值。

历史题材的创作，至今不出其右。

而贯穿新认知和新价值的是思想在场。思想是一种优越的思考方式，它往往通过逻辑推导来搭建价值体系。有人把这种方式叫作思辨，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黎光先生的作品当属此列。如《大国商帮》《中山路》《横琴》等，都是思辨特色鲜明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自己的思想将“历史珍珠”串联起来，进而形成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历史是一个无限时空，它既连接着历史，也连接着现在与未来，历史是昨天的现在，现在是未来的历史，因此历史具有多元性，浮在表面的是浮游生物，游在中间的是虾兵蟹将，沉在底层的是巨型生物。其实，每个层次都有每个层次的美感和价值。秋风塞北，春雨江南，人情冷暖，世故变迁，皆是美的所在，作家的责任就是将你所发现的美，通过思想建立起美轮美奂的精神殿堂。

文学说到底是一种思想苦旅。没有思想在场，就不会发现新认知和新价值，有什么程度的思想，就有什么程度的认知和价值，这就是文学的精彩所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上述诸多在场，又是粘合在情感场域之上的，只有情感充沛的场域，才可能更好地展现新认知和新价值。这就是情感在场，仿如雄鹰翱翔于蓝天，飞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越远越能发现更多新认知和新价值。假如飞得越高空气越稀薄，你还能发现更多新认知和新价值吗？文学情感恰如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文学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如过江之鲫，其作品更是汗牛充栋，而真正流传千古的大都是激情四射的作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学情感从来都不是“依啊哇呀”的咏叹，而是驱动作家思想与行为的动力之源，在社会生活中，每个身心健康的人对情感都有强烈的需求，这种欲望尽管复杂，但更多的时候表现为激情。泰戈尔说：“激情，是鼓满船帆的风，风有时会把船帆吹断，但没有风，帆船就不能航行。”

作家是需要激情的，尤其要避免“民工式”写作，因为文学是情感的产物，有感而发才可能惊天地泣鬼神。美国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也觉得激情是一种意识状态，能够鼓舞和激励一个人对手中的工作采取行动。他评估一个人的时候，除了考虑才干和能力，非常看重一个人的激情。因为有了激情，创作才可能有血有肉，作品才可能光芒四射。《香山叙事：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是否具有这些元素，本人难以判断，还请各位读者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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