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永安百货的霓虹灯每晚亮起，人们流连于夜色旖旎时，鲜少会想起这家百年公司，曾串联着珠江口和上海滩的历史脉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至少2万香山人曾在黄浦江畔参与构筑一个横跨商业、教育、文化的复杂网络。他们不仅是上海开埠后的“城市合伙人”，更是用糖茶贸易、救国实业、教育实践等，在十里洋场演绎了一幕幕被低估的早期全球化叙事图景。

近年，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团队围绕近代在上海的各地移民群体，通过对大量档案资料的系统梳理与口述采访，逐渐形成了几个区域人群的资料库，其中就包括“在上海的香山（中山）人数据库”。这一数据库既包含历史名流，也不乏普通的贩夫走卒，他们在上海滩书写的故事，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隐喻——当传统遇上现代、当乡土遇上城市、当本土遇上全球，他们的选择与挣扎、成功与失败，都好似一部时代答卷。

6月15日，马学强教授做客中山市香山书院，通过对不同阶段赴沪香山人的职业分析等，解读不同时期香山人在上海的形象特点，并探讨香山人在上海如何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如何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适逢台风“蝴蝶”过境，风雨大作，这场学术分享亦如光电穿越百年风浪。今天，当我们重新打开这份“香山答卷”，不仅能对乡贤历史进行再次打捞，或许也能为破解当下文化认同与城市发展难题，提供意想不到的历史智慧。

从香山古驿到外滩钟楼
香山人的步伐跨越山海

在木帆船时代，中山（旧称香山）到上海的陆路直线距离约1500公里，海路1600公里。这样的地理阻隔让两地在明清时期近乎隔绝。史料显示，彼时上海赴香山的多为官员，如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顾其言，初授香山知县，后转署顺德县令。而香山人赴沪，则鲜有记载。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香山移民网络北扩，第一批香山买办扛着丝绸茶叶踏上外滩码头。

马学强教授曾以香山买办与上海城市发展为题，对在沪的香山籍买办进行过分析。他认为，独特的地理优势，让香山人捷足先登，较早与西方人接触，较早懂得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也较早产生了一批与洋商贸易而致富的商人。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早期的香山买办。此后，上海开埠并迅速取代广州成为远东贸易中心。香山人凭借早期在广州十三行的买办经验，跟随洋商北上，成为上海对外贸易的核心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说，上海是广州、香港买办网络的延伸与拓展。

学者熊月之在为《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提到，香山一个边陲小县，竟然有那么多著名人物在上海活动，既有孙中山、容闳、唐绍仪这些在教科书上都能见到的名流要角，也有那么多褒贬不一的买办，徐钰亭、徐宝亭、徐润、唐廷枢、唐廷植、唐瑞芝、唐国泰、莫仕扬、郑翼之、徐渭南，有百货业巨头、创办先施等四大公司的郭乐、郭标、郭泉、郭葵、郭琳爽、马应彪、蔡昌，有实业界巨子方举赞、马玉山、郑伯昭，还有撰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杰出艺术家郑君里，著名音乐家萧友梅，遗世独立之影星阮玲玉，精武体育会创建人卢炜昌、陈公哲，发明四角号码之王云五，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从政治、经济、社会到文化、艺术，群星璀璨，流光溢彩，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令人感叹。

旅居各地的香山人以团结著称，在上海亦然。他们成立了各同乡会组织，有“善堂”“宗庆会”等多种名称。1922年，香山旅沪同乡会（后改名中山旅沪同乡会）成立，会长陈炳谦。到1948年，中山旅沪同乡会员总人数有2315人，涉及欧、郭、董、唐、苏、梁、杨、钟、蔡、李、韦、甘、陈、郑、程等三四十个姓氏。他们来自中山各地，早年集中于黄浦一带，后来到虹口、静安较多，形成了榄镇组、虹口组、静安组、联合组等群体。也有的以所从事行业、所在公司来区分组别，集中在百货业（四大公司）、金融业、饮食业，以及医院、码头、经销茶叶等，既延续传统的生计，也出现了新兴行业。

马学强教授表示，过往的研究往往更关注香山旅沪的名人，即对核心或关键人物的考察，而忽视了对香山旅沪整个群体的全面考察；此外，要更加关注香山人在沪的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讨论其职业情况与教育代际问题。

从买办贸易到全球资本
他们是“生意人”但不只是“生意人”

马学强教授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香山人在上海工作、生活，不断拓展，尽管出过著名的政治家、官员、文化名人、艺术大家，但更多的香山人，还是以经商为主。

“要理解香山人在上海的经商活动，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考察。”马学强表示，香山人的移民与侨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区域乃至全球的商业网络，集中体现在南京路由香山人创立的“百货业体系”。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均由香山人创办，他们革新商业形态，引入西方现代百货的运营理念，如明码标价、橱窗展示、连锁经营、会员制度等，打破了传统商号“讨价还价”“前店后厂”的旧模式。例如，先施公司首创“不二价”制度，永安公司设立“顾客意见簿”重视消费反馈，这些举措推动中国商业向标准化、制度化转型。

利男居食品店于1902年初建于大马路（今南京路）盆汤弄，店主香山人钟安樵依照广东风俗，嫁女时要订做龙凤礼饼馈赠亲友，为迎合人们多子多孙多福的心理，取名“利男”，后几经变迁更名为“利男居”，利男居以广式点心为主，有300多个品种，其中全蛋萨其马、小凤饼、椰蓉杏仁饼、奶油椰蓉酥等尤受消费者喜爱。20世纪40年代，利男居与同芳居、怡珍居、群芳居号称“四大居”。

此外，还有太古洋行（又称太古公司），1866年创立。包括太古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蓝烟囱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太古东糖公司、永光油漆公司、太贸公司等。来自香山的杨氏家族长期在该公司任职，并聘用了一些香山同乡，形成了较大影响力。

马学强教授形容，那个时代中山人在上海的形象就是：“一群做着大生意、有着雄厚资产的广东人。”

其实，在沪从商的香山人不仅是单纯的“生意人”，他们在促进民族工业、运用全球资本等方面已经有了较大探索，成为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代表。当时，四大百货公司既销售欧美进口商品（如化妆品、钟表、服饰），也积极推广国货。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设立“天厨味精”“无敌牌缝纫机”等专柜，大新公司开设“中国国货商场”，在洋货冲击下为民族品牌搭建展示平台，客观上推动了本土制造业的升级与市场竞争力，构建了兼具开放性与本土性的近代商业文明。

此外，他们也试着运用全球资本。永安郭氏兄弟从澳大利亚华侨中募集资金，在香港设总部，上海开分店，构建起横跨太平洋的百货帝国。马学强教授展示的1923年新新公司招股书显示，其股东名单中既有上海的钱庄老板，也有南洋的橡胶大亨，这种资本结构正是香山商人“脚踏中西、融通海陆”的生动写照。

概括来说，这一批香山人不仅教会中国人如何购物，更潜移默化地重塑了消费、性别、空间、国家等现代概念，为当代城市商业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注脚。

从侨乡私塾到沪上学府
“传统人”渐变“现代人”

在近代上海，香山籍买办作为最早与西方人有直接而广泛接触的一个人群，他们在成为中外经济之间联络人的同时，于沟通东西文化方面也起着日渐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他们所受的教育始终是值得关注的。

马学强教授通过对大量史实的调查证明，这个在中外交流中扮演着独特角色的阶层，其获得教育的途径也远比其他阶层多样而广泛。

以初代买办的英语学习为例。徐润初到上海，他的叔叔不忍其流落市井，遂命他赴苏州求学，但因口音隔阂，徐润根本听不懂吴语，“不惟书不能读，话也不明”，不久仍回上海。中外通商，五方杂处，他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中掌握“洋泾浜英语”。郑观应奉父命到上海学生意，入新德洋行服务。入英华书馆夜班专攻英文两年。英美烟公司的买办郑伯昭，来自广东中山，曾在上海中西书院学习英语。陈炳谦，广东中山县梅溪乡人，早年即到上海，以丝茶为业起家，不久进祥茂洋行，任职之初，苦习英文。

从晚清到民国，率先得开放风气之先的东南口岸城市、府县城市衍生出各类性质各异、样态多元的新式学校，其中以通商大埠上海最具代表性。甲午战败之后，仅清末十年间，上海一地设立的大、中、小学堂合计达353所之多。香山人经济条件好，送原本“留守”家乡的子弟“到上海读书”，成了香山人的必然选择。

马学强教授收集了大量档案文献以及学籍册、学籍卡、毕业证书等，发现香山子弟求学的学校有粤东中学、华童公学、上海青年会中学、圣玛利亚女校、中西女中、民立中学、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等。其中，华童公学由郑观应倡议创办。1904年，郑观应、唐杰臣、陈辉庭等人捐资筹建。华童公学坚持“中西并重”，其毕业生在近代上海工商界大受欢迎。

此外，马学强团队在研究中发现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香山人尤为多。他分析认为，一是早年香山籍买办与盛宣怀洋务企业的创办存在密切关系，其家族子弟往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人际网络进入交大就读；二是20世纪30年代粤籍校长孙科、黎照寰主校期间，基于乡缘纽带，引进过一批中山籍教员，同时重视对中山籍学子招收与就读；再者，在沪的香山人家境般实，父辈出入中西之间，深具开放、进取、务实的习气，加之深受孙中山“实业救国”“交通救国”思想的影响，香山子弟对以工程实业教育而闻名的交通大学有所偏爱，也是情理之中。

在上海的受教育过程，让几代香山人不仅学到了知识与技能，而且学到了新的态度与价值，发展了新的行动倾向，促进了香山人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型。这一时期，徐婉珊、孙科、韦悫、萧友梅等香山籍人士在上海教育界声名鹊起。

是“中转站”还是“目的地”？
中山人完成自己身份认同

在研究香山子弟的教育情形时，马学强教授发现不少学生的学籍卡中出现了“回乡”字样，“在上海最好的学校读书，为什么要肄业返回中山？”“难道上海只是中山人的‘中转站’，而不是‘目的地’？”

研究发现，抗战爆发后，部分中山人为躲避战乱，从上海流散到内地、海外。到了1946-1949年，原来留在上海的中山人也开始重新布局，有些本是跨国企业或跨区域性公司，他们把经营重心转到香港、东南亚各大城市，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远及欧美城市。有的甚至重新回到香山（中山）老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政体发生改变，实行户籍制度，选择留沪的中山人拥有了上海户籍，被江浙一带人称为“老广东”。

有人去，有人留，在上海的中山人——无论社会精英，还是普通的商贩、技工，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识别”。

回眸历史，初到上海的香山人曾因粤语被称为“广帮”，甚至一度被贴上“叛乱者”的标签。但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上海报纸开始出现有关“香山风味”的专栏，介绍广式点心、粤剧演出等，陶陶居、莲香楼等广式茶楼，更成为上海市民的“网红打卡地”。与此同时，许多香山人也将上海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带回了家乡，例如用上海产的机械生产中山脆肉鲩，将沪上流行的月份牌年画改良为香山特色的南洋风情画等。这种双向的文化影响，打破了以往“单向城市化”的叙事框架。

讲座现场，有人提出能否用AI技术复原香山人在沪生活场景。马学强教授表示：“我们有郭氏家族的老照片，有粤东中学的学籍卡，甚至有当年的商业账簿，这些都是AI复原的好素材。但那一批中山人的精神世界，却是难以复原的。”

郑观应在上海写下《盛世危言》时的焦虑，郭乐在抗战时期坚守永安公司的抉择，这些历史现场的情感温度，远非数据建模所能捕捉。今天，我们能在历史中与他们邂逅，读懂他们的精神追求与情感交织，使其在当代叙事中继续发挥作用，已是最好的“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