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白果树

一座小小的县城,  静静地躺在莽莽的红土高原上。一条叫建国街的主街道，从南向北。几家代表县城地标的单位，隔几十米或上百米，排列着百货公司、蔬菜公司、城关供销社，以及邮电局、花纱布公司……我的家，就在城关供销社内。这是上一世纪，家，留给我的遥远印象。

供销社院内，有两棵白果树，一雌一雄 。树干粗细不一。雄的那棵，二人即可围抱；雌的那棵，则需三人才可合围。白果树枝叶繁茂，春来绿叶如盖，秋到黄叶飘飘 ；每年九、十月间，是白果成熟的季节，孩子们会手提一个小竹篓，睁大眼睛，在白果树下捡起熟透而掉在地上的白果。我最喜欢的还是冬天，雪花纷纷扬扬地停留在白果树叶上。再冷一些，变成了冰凌。仔细摘下一片白果叶，把冰凌从叶上轻轻取下，放在嘴里，呡一口，凉丝丝的。

父亲晚婚。我记事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三十多岁，短发，夏天穿一件蓝色的迪卡中山装，冬天穿着洗得发白的列宁装款式的棉衣；一架圆形的黑边近视眼镜，架在挺直的鼻梁上，配着一张白皙的脸，很像五四时期北京街头的知识青年，斯文而儒雅。我那时才三岁多，父亲有空就把我高高地举起，扛在他的双肩上，在白果树下来回的走动、奔跑，这时整个院子装满了我童年的笑声。

我六岁多一点，父亲牵着我的手，去红卫(东屏)小学报名。一年级的班主任是朱树荣老师。在登记同学的名字时，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七岁，到登记我的名字时，朱老师连说了两次：“田同学，六岁多一点点。”朱老师还让我右手举起来，绕过头顶摸一摸左边的耳朵，摸了两次，就是摸不着，我委屈得哭了起来。父亲牵着我的手，回到供销社，回到那两棵白果树下。为了安慰我，教我唱起了他最喜欢的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低沉磁性的声音，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很快忘记了报名不成功的委屈。

依然是白果树下，不知父亲从哪里，买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读初中的我开始每晚沉溺于所有的电视剧，《霍元甲》《陈真》《血疑》。轮番着看个遍，所有的电视剧看完了，还要通宵看书，每晚看一本《水浒传》，打算花四天的时间，看完这部名著。我沉浸在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精彩故事情节里，一会想象着自己是手握板斧冲进敌阵的黑旋风李逵，一会想着自己是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一会儿自己又变成了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父亲耐心地给我讲述熬夜伤身的道理，告诉我要爱惜身体，不要用今天的身体，去透支明天的时间。我似懂非懂，不过我还是把通宵看书的习惯改了。

还是在这两棵白果树下，父亲把祖传的八仙桌搬了出来，教我们一家大小玩掷围签。掷围签是流传于云南红河、昭通一带的游戏，在竹片上写上老虎、豹子、马鹿等动物的名字，不同的动物，代表不同的数字。 通过投掷色子，找到所代表的数字，再决出胜负。参与人数可多可少，在过年过节，更能显示祥和的家庭气氛。父亲兴致勃勃而又异常耐心，手把手地教着每一个人，他爽朗笑声萦绕在绿中带黄的白果树叶之间。

时光飞逝 ，我已参加了工作。父亲似乎以飞快的速度衰老着，挺直的腰杆已开始弯曲，曾经大步流星的步伐，变得只能在地面碎步滑行，我却执意要在此时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要离开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故乡。父亲没有明确地表示让我留下，留在已经进入晚年时期的他的身边。只是临走的那几天，我几次发现他的目光，透过稀疏的白果树枝的枯凋树叶，望着天空那只孤独的飞雁……

离别家乡那天早上，凌晨五点，天黑得见不到手指，几声狗叫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要远赴他乡了，父亲送我。家离大街道仅几十米，我们走了很久。父亲我说:“前面的路 你自己走吧。” 我回过头，父亲站在原地 ，朝我挥手，很久没有放下。昏暗的灯光，照着他厚厚的近视眼镜。我感到了自己鼻子一阵酸楚，我不知道迎接我的是改革开放前沿的洪峰大潮，还是独处异乡时需品尝的孤寂与悲凉？

几十年来，我无数次的在脑海之中，回望这两棵家乡的白果树，回望白果树下注视着我的、饱含泪花的父亲的目光。我们想学习父亲的宽厚仁怀，但为何我们所呈现的，却是自私与冷漠。胡不归啊！多愿归时，父亲，您那熟悉的身影，在故乡朝霞之中或是月影之侧的白果树下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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