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那些年

又到开学季。10年前的9月1日，我从广州飞到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开始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的读博生涯。第一年集中授课，利用探亲假、年假、节假日等一切假期争分夺秒来上课，且不能耽搁工作；第二年起个别授课和写论文，由于换工作和各种阴差阳错，原定于2018年1月的答辩，迟至2019年6月才完成。博士生涯虽长达6年才毕业，过程却受益匪浅。

这也许是我人生最后一段难得的集中读书时光。读博时30岁，尚未成家，无牵绊，白天背书包、拎水壶到空课室阅读，开灯、选位置、手机调静音、打开书、拿起笔、划重点，晚上熄灯才回宿舍，有时还读至深夜，也没周末休息之说，好像回到刚上大学时的认真状态。

那时，从《论自由》到《社会契约论》，从《旧制度与大革命》到《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翱翔在无边无际的学术世界；从《旅行的艺术》到《阳光与荒原的诱惑》，从《心美，一切皆美》到《重新认识你自己》，畅游在美妙的旅行与灵修中。之后结婚、生子、转岗、驻村等家庭与事业更忙碌，专心致志的读书生活成为一种奢望了。

这段光阴最大的收获，也许是形成结构化读书的理念与实践。惊叹于托克维尔的洞察力，兴致勃勃地继续研读其《论美国的民主》；沉醉于克里希那穆提的启迪，毫不犹豫将其系列作品10本全买下来精读。此后无论是企业合规管理工作，还是乡村振兴驻镇驻村，都自觉结构化读书，快速进入新领域并成为专家，干一行懂一行，“没有无所徒劳的哀伤/只闻得见过堂风里的钟鸣”。

想要达到博士水平，如果说结构化读书是基础，那理论化研究便是手段。

那时还在省法院办案，无论是阅读引发案件思考，还是审案触及法理问题，都不轻易放过思想火花，总想理论结合实践，在实践的深化与理论的提升上享受“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激情”。

读到“治理”主题相关著作时，面对众说纷纭的刑事和解实践，写了《天使还是魔鬼：揭开“赔钱减刑”的面纱》；观看电影《盲山》时被法律失灵所震惊，写下《权力下乡的逻辑与现实》；对于社会热点吴英案、黎强案、吴尚澧案中处置颇为混乱的涉案财物问题，写了《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的涉案财物处置——以参与者的行动选择为视角》。通过解剖麻雀，洞悉事件本质，明察实践与理论脱离背后的深层原因，探索符合国情的对策，对“中国式法治”有了更精准的定位、更包容的心态和更务实的推进。

读写相济习惯延续至今，驻村既是全新工作，也是观察视角。从角色转变写的《关于驻村第一书记的实践与思考》，从产业角度写的《关于长岗坡美学经济的构思与实践》，从宣传方向写的《关于讲好乡村振兴故事的实践与思考》，都避免浮于表面认识问题，力求以点带面发现问题，体系化解决问题。

于博士生而言，如果说读书与写作是基本功，那开阔视野、提升格局便是进阶项。

在西政的教授团队里，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博士导师谭宗泽教授学术格局宏大，对宪法修订、简政放权、监察对象、户籍制度改革、行政诉讼功能变迁、地方政府规章适用等多学科、交叉学科前沿问题均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由此懂得学术研究要有家国情怀，不自我设限，以实践为导师提炼学术命题，结合“国家的视角”与“地方性知识”，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硕士导师汪太贤教授擅长词源梳理与解读，将汉语“宪法”的意义考正、先秦法的概念隐喻、现代宪法概念的生成、权利泛化与权利生存等问题研究成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山。由此习得学术研究要有大历史观，透过对社会细微点滴的观察，洞察社会及制度的整体运作，进而归纳出大规律，用大视野来看待眼前之事及其将来发展，而非拘泥和执着于狭小的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本身。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读博那些年，相比读硕更艰难，无休止的阅读和思考，挠破头皮来写博士论文，努力到无能为力，坚持到无以为继，才换来柳暗花明，将挣扎变成一段“痛并快乐着”的精神时光。相比读硕更纯粹，不是一块工作的敲门砖，常与同学在宿舍茶聊，在长寿湖游玩中讨论，在黄龙溪古镇撸串辩论，它更多是一种喜欢的生活方式，一份真性情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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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向东 二审 向才志 三审 岳才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