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手足

一晃，我这个家中最小的“老巴子”也是个八旬老翁了。记得我44岁那年，父亲走了，没几年母亲也去了。两位老人一生辛苦，也没有享到我们什么福。不过，二老凭着勤劳、豁达、顽强，分别活到87和86岁。当时在我们村上属“大寿”。遗憾的是，我二姐和排行老三的哥哥只活了六十多一点就病逝了。想起他们来我就揪心难过。

二姐在家里原是身体最棒的一个，长得又高又胖，做起活来，一般男子汉也赶不上她。20世纪80年代随部队转业的姐夫，从农村来到县城一家镇办化工厂做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厂啊，满院子的坛坛罐罐，工人做活就是搅搅拌拌，到处弥漫着呛人的气味，路人老远就掩鼻而过。为了生计，姐姐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多年。后来，姐姐患上了肺癌，发现时已到了晚期。此时，那家工厂已濒临倒闭，拿不出多少钱来给她治病，姐姐也理解单位难处，在医院里只是做些简单化疗。这当儿，姐姐的娘家人只有我这个弟弟近在本城，我完全应该多陪陪她，与她说说话。但我却倚着工作忙，只是礼节性地去探望了几次。姐姐走时，我正在外地旅游。姐姐是最疼爱我的人，我的妻，就是姐姐帮助说合的；我结婚住的新房是姐姐自己给让出的；我的许多家政大事包括子女婚嫁，姐姐都操了不少心。听说姐姐在临终前还一再让姐夫转告我，说小舅舅爬格子也是个苦差事，一定叫他少抽烟、少熬夜，保重身体要紧。比起姐姐对我的关爱，我真惭愧不已、后悔莫及啊。

哥哥比我大4岁，但在学校他只比我高一个年级。小时候，我们都是同吃同睡，上学同去同回。即使离家上了中学，我也与哥哥同睡一张床，合盖一条被。各自结婚分家后，我因在家时间少，妻子体力单薄，乡间农田，哥哥自家的忙不过来，也要先帮我家安顿好。其手足之情，溢于言表。哥哥晚年得的并不是什么绝症，只是脾肿大，按老治法，开个刀，将其摘除就行了。说巧也不巧，那天小医院里来了个大教授，说是采用“介入”新疗法，比开刀既少痛苦又省钱。家人欣喜地在纸上签了字。手术做得很成功。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那教授回上海约一周后，病人持续高温不退。抢救时花了不少钱，嫂子和侄子侄女们都傻了，一个乡村人家，哪经得住这么花费啊。当哥哥病情稍一稳定后，家人便犟着将其带回家，心想弄些草药秘方也许能够治好他。哪知，两个月后，哥哥病情复发，当再次被送进医院时，已经眼神茫茫。医生要求火速送上海治疗。嫂子急得直拍口袋，说钱不够。我说，我回去拿。当我把钱从银行提取赶到医院时，却听到病房里哭声一片。哥哥走了。我痛心疾首，泪流满面，要是我早些舍得多资助，将他及时送到大医院医治，至少不让他中途出院，哥哥度过这一关还是有可能的。钱用掉了还可以再挣，哥哥只有这一个啊！我真想把手中的钱抛入天际，连同我那可怜的私心。

我还有个大姐，长我12岁。因远嫁百里之外的偏僻小村，交通不便，加之个个忙于生计，早先她与家人或说家人与她很少联系。随着交通及经济等条件的改善，特别是自父母和二姐、哥哥去世后，血浓于水的手足亲情把我们姐弟俩变热络起来。我俩除了相互电话问候不断，四时八节一有机会就会来往走动。大姐有什么好的农副产品，留着送进城，我们也适时给她一些零花钱。得知大姐有病，我把她带进城，请了几位医生，帮她治疗。可惜，好了没几年，她还是走了，终年78岁。

如今，我虽也老了，可情感更丰富了。每逢清明节或每见到人家兄弟姐妹欢聚一堂，或个人遇到某些烦恼时，总会想到自己“手足”不再，便禁不住生出一股孤独感慨来：“要是姐姐哥哥们还活着多好啊！”当然，这也更加激励我增加了关爱生命、珍惜亲情的责任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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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向东 二审 韦多加 三审 黄廉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