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高挂的美丽
日子过着过着就变旧了,哪怕你自以为是新鲜的当下,眨瞬间也成了记忆。对于一个中年女人来说,回忆远比憧憬要多,且更为真切美丽。
记得童年最期盼的是过年。元旦,在远方开车拉煤的父亲,会在这个时间段,把他存了一年的温暖光明送回家中。1980年的路况不如现在这般宽坦,父亲一贯谨遵他车厢围栏板上的劝诫“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虽然偶尔迟归两三天,但他从不会让我们充满希冀的目光落空。除去吃的,还有永远停在十二点钟的塑料手表、捏起屁股“呱呱”叫的胶娃娃、系了皮筋的小太阳镜。当然,每年都不忘给走村串乡的裁缝母亲、带一本《上海时装》和一卷新年画册挂历。
农历春节前夕,母亲按照时装书上的流行款式,分别为我们五姊妹赶制一身喜色年服。母亲常说,吃了什么在腹中,别人一眼看不穿;穿在外表,人家一目了然,要体面整洁。母亲好像一辈子都在为他人的眼光而活。出了元宵正月半,父亲的拖拉机“轰轰隆隆”出发,母亲则在挂历上用钢笔悄悄排好了日后行程,哪天在哪家,哪家是赊账,还清划掉,欠了又记上。涂涂改改的日历,高挂在堂屋斑驳的砂浆砖墙上,承载着一家人实实在在的日子。
又一年,父亲带回的挂历一改先前山水画风,是一卷外国儿童画册,有电影院门前的海报那么大那么清楚。画上的小朋友我从未见过,黄卷发蓝眼睛,裙子像渔村捕鱼的竹篾罩,横横竖竖的荷叶边一层层一圈圈下扩张,腰却细如篾罩口,只能伸进两只大手。自幼喜爱阅读的三姐,认出了其中一个小女孩,说是《大众电影》封面的美国童星。我说真好看,她说马上也能把我变得这么好看。她拆掉我的黄毛“冲天炮”羊角辫,将火钳尖插在藕煤孔里烧得灰红,夹起我的头发,只听得嗞几声轻响,闻得一股烧鸡毛臭,再对着镜子时,我已一头孵蛋鸡婆毛蓬松卷曲。“臭美”一词,是三姐在渔村为我拓展开来的。
渔村人不认得美国童星,他们不知道《聊斋》的“鲤鱼精”到底是不是电影《追鱼》的“牡丹小姐”。他们从此一律叫我“妖精”。三姐告诉我“妖精”是“美丽”的代名词,你看《西游记》里面的妖精,有哪一个不漂亮?我信了她,“臭美”路上一直兴冲冲,不知疲惫。
一年又一年,父亲照例买来不同的挂历,我照例学着挂历上的美人打扮自己。青春时的我,看中了挂历画册上的一件海蓝色长风衣,寻遍小县城未见同款,吵着要母亲为我缝,母亲的手艺,其时已经被电子裁剪业淘汰多年。她戴上老花镜,小心翼翼在报纸上量分寸画线条,比划布料下剪、缝纫机上好一番穿针引线转滑轮踩踏板,风衣裹在我身上旋一圈,母亲直呼眼花,看我就像是一朵飘逸的云。
这朵蓝盈盈的云,不久便随风孤身飘到了湘南,被这阴晴不定的天空,反衬得时而苍白时而乌黑。有人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好的投到人间,坏的降落地狱,没有谁升上天堂。
多年以后,我把布满尘埃的婚纱照取下,放在窄窄的租屋角落,上大学的女儿暑假回来帮忙擦拭。她忽然一声大叫:“哇哦,妈妈原来这么高贵美丽!”她举起相框端详,反复喃喃自语:该挂到什么地方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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