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黄旭（曾用名黄化旭），中山县三乡镇（原五区）雍陌乡人，1921年的重阳节出生于香港。我的祖父是一个普通的华工，一直在海外谋生，先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替人种菜，后又在香港船坞打散工，始终过着漂泊不定的打工生活，祖母则和我伯父在家乡帮人种田，日子一直过得很艰辛。捱到我父亲适龄读书时，全家紧衣缩食，再加上亲戚的资助，才使父亲成为家里唯一的读书人(初中生)。父亲在五区中学（即现在的中山桂山中学）求学期间，因他属于那种吹拉弹唱都能的活跃分子，作为学生会主席，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引起了时任学校教员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友涯、钟刚然的注意并加以接触，在两位地下党员的影响与启发教育下，父亲逐步认识到人民阵线，剥削与压迫，两个阵营的阶级问题等等。父亲接受和认识了共产党，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父亲就积极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先是参加五区文化界工作团宣传抗日，随后又以五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身份率队参加横门保卫战。跟着又担任县抗先总队任第一工作队的队长。由于父亲在这期间积极要求进步并在中共中山县委所安排的各项工作中表现良好，在1938年10月由黄友涯前辈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父亲对党的事业毕生的追求。
横门保卫战之后，父亲同郑少康、曾谷、方群英、杨子江、黄友涯、吴孑仁、高平、黄乐天等前辈一起，参加了由中共中山县委在中山四区西桠小学举办的首届党训班学习（三个月），毕业后，根据党的需要从事过多种工作，如在中山四区沙边学校以教员身份掩护做地下工作；在一区党委任组织干事；在九区大岗开杂货铺为掩护担任大岗交通总站的党支部书记，在张溪乡联防队（中共实际操控的武装）任负责人等等。直至1945年1月奉调任珠江纵队一支队情报站站长，主要任务就是交通联络搞情报，利用一些“白皮红心”的伪职人员以及所能利用的各种关系，搜集分析各种情报，传递文件和情报。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保证了各类情报安全传送。例如将文件或情报缩写成很小的纸条塞入牙膏或烟卷里，在父亲和他们部门的其他同志配合下，曾几次准确地搞到了敌人的扫荡情报并及时报告珠纵司令部，使纵队首长尽早做出了判断决策。(这种缩写的文件，在解放后那么多年我父亲一直保存着有好几份，我们小时候见到只是感到惊奇，但并不了解这些文件所代表的意义。最后，在陪伴父亲几十年的南北转战的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件以及一批照片等资料，在父亲解甲归田离休回中山定居后，父亲委托我都交给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了）。抗战期间，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存亡，父亲尽到了一个华夏儿女应尽的义务。
“大臣”的来历：多年来很多老同志以及五桂山的老百姓都称呼我的父亲为“大臣”。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其原因和来历，在珠江纵队的后代聚会时也有很多人问我。我就找了很多健在的老人家去打听，多数人说只是跟着叫，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有林照满叔叔说好像和你爸的唱歌有关，但也拿不准。其间也打听到了好几个版本的传说，直到吴当鸿叔叔2015年去北京参加完“9·3阅兵”回来后不久，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聊起来此事，鸿叔马上说这个我知道，“当年珠纵在打了一次胜仗以后，为了庆祝胜利，便组织司令部和一支队的干部战士在五桂山演出节目，当时你父亲和其它三个人演出了一个节目，节目名字记不起来了，但你爸饰演了一位伪满大臣，因他演的效果太逼真，他们的节目效果最好，也最搞笑。刚演出完就有人开玩笑地管你爸叫大臣，结果这个称呼就慢慢流传开来。”在留守坚持的日子里，这个称呼一度成为我父亲的代号。
苦中有乐的坚持：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根据国共双方所签订的《双十协定》，珠纵主力转移东江部分北撤，组织上决定把父亲留下来坚持斗争，为中山特派室领导成员，后因曾谷伯伯调去珠江地委，接任他的“中山特派室政治特派员”的职务。由此开始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为艰辛的三年，按照他留下来的文章中叙述：“1945年10月，我到五桂山接受工作时，是由方群英带我到各个点接上组织关系的，那时留下来坚持工作的合水口有刘汉洲、余华娇、甘汉英；石门有甘国良、白企有甘正嵩、李斌、甘润田；灯笼坑有黄国友；长江有龙焕容；石莹桥有钟太元、古柏求、贺北水；凤凰山有郑吉等，原中山县督导处，集结队还有一些同志。武装留守人员有郑卫标、缪显、赵满、杨轩等；凤凰山那边有吴当鸿、梁泰猷、杨润平等共32人。”这就是父亲接手五桂山时我方的全部力量，而敌人有县保警6个大队（营）及地方反动武装2400多人，敌人企图彻底消灭我党留守人员，采取“网形合围”战术，先行扫荡平原，缩紧包围圈，向五桂山区的长江、合水口、石门、石莹桥、槟榔山和凤凰山的正坑、东坑、里神前等村庄重点围剿，并在珠江口海面沿岸用武装船只进行封锁。在1946-1947两年间最为疯狂。平均每隔两三天就要扫荡一次，当时五桂山区的老百姓有不少在抗日时期就是我方的堡垒户。待我留守人员真是亲如家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家里建夹墙造密室以掩护武工队的人员，为了不连累群众和保存实力，父亲带着武工队员转移到深山密林处挖山洞居住，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毕生难以忘怀的往事。
在最艰苦的时间里，父亲和武工队员们风餐露宿在密林深涧，靠山洞栖身，但山洞中空气湿闷，蚊子、蜈蚣、蚂蚁非常多，有一次父亲和甘子源同住一洞，睡到半夜有几条蜈蚣爬到他们两人身上，有一条竟钻到父亲的肋下，那里是个要害地方，不敢动它，只能任由它乱爬，真是奇痒难熬，等它爬到手臂时才敢一手把它捏死，反正被蜈蚣咬伤一次必定要肿痛好几天，更难受的是下雨天，一下雨洞内就积水，晚上只有找块石头蹲着睡。有一次连续两天让敌人追的没有吃上东西，直到傍晚才摆脱敌人，武工队员通过老乡搞到一些菠萝，由于饿了两天，父亲一下就吃了两个大菠萝还意犹未尽，可能是由于菠萝的酸性太大，睡到了半夜竟将多年来都无法打出藏身于体内的蛔虫给排了出来，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此“吃菠萝治蛔虫”以及多年后父亲所总结的“黄氏三大定律”成了他晚年津津乐道的回忆话题之一。父亲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影响着全体坚持斗争的武工队员和干部群众，并得到他们的爱戴和拥护，据老武工队员林照满回忆说“当时虽然条件艰苦，如果露宿山头时你爸就会谈古论今，天上地下，聊的蚊盯虫咬也搞忘记了，斗争的间隙里就教武工队员和驻地的群众唱歌，活跃气氛、鼓舞斗志。”谈着谈着满叔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年的歌曲。可惜由于语言的问题，我未能听明白歌词的意思，但满叔那充满着激情与沉醉的表情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大象埔遇险：1948年11月底的一天晚上，寒风凛冽，细雨朦胧，父亲和甘子源带着另外四位同志（有两个女卫生员，一个伤员）在石门的大象埔村“堡垒户”甘日钊的家中一边吃着芋头当晚饭一边谈工作，忽然外边传来阵阵狗吠声与嘈杂的人声，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庄要搜捕我方人员，因有伤员和女同志不便突围，于是就躲进甘日钊家中专为武工队隐蔽而修造的密室，由于密室太小，六个人下去后挤的满满地。室口也盖不紧露出一条细缝，父亲和甘子源就守在密室口，甘日钊夫妇就装着刚被惊醒似的边开门边问是谁在敲门有什么事？大门一开十几个国民党侦缉队的人一拥而入，对着甘日钊就劈劈啪啪的煽耳光，边打边问“他妈的这么久才开门，你把游击队藏在哪里了，快说”，甘日钊说：“我是耕田的，哪里知道游击队。”侦缉队队长吼着；“给我搜，搜出来枪毙你。”侦缉队一轮翻箱倒柜，楼上楼下地搜索，结果敌人什么也没有搜到，大部分就离开现场出去了，只有一个敌兵因想搜刮一些财物，凡是他认为有怀疑的地方就搜的特别仔细，结果被他撬开了密室的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父亲和甘子源一齐用枪指敌兵并跃出洞口，父亲小声的警告敌兵“不许叫，我们会放你走，但如果你报告队长，他一定会要你领头回来，到时我们肯定会先毙了你，明白吗？”那敌兵吓的发抖，颤声说：“一定，一定，听长官的！听长官的！”“看你的行动啊，你走吧。”当时甘子源怕这家伙靠不住，想干掉敌兵，父亲按住他的手小声说，“镇静些，要掌握敌人的心理，不要妄动，楼下还有甘日钊两口子，一旦惊动了楼下的敌人，必然会累及他们的生命。”果然那个敌兵下楼后，根本就不敢开口，敌侦缉队长见没搜到什么，只好灰溜溜地下令撤退。就这样父亲他们又一次化险为夷。
胜利在望，乘胜战斗：随着全国解放形势开始好转，国民党当局对整个五桂山、凤凰山区的扫荡也有所缓和，中山特派室及时开始发展武装，扩充武工队，调派郑文、李成去八区，解放前夕又调梁泰猷去九区，并经常集中力量主动出击，以武力配合发动群众反“三征 ”(征兵、征粮、征税)，以动摇国民党当局的阵脚，同时也开展了向各乡地主士绅及商人征收军粮、税款以解决我方的给养。当时有一个案例就是对岐关汽车公司征税；中山特派室写信给岐关公司，讲明公路在武工队的活动范围，要缴税，几次去信都不答复，父亲就将情况向曾谷，林佳两位领导作了汇报，林佳同志马上就指示，先礼后兵，既然写信他们不理，那就用兵吧。父亲根据指示随即安排武工队袭击了肖家村车站，这样岐关汽车公司就安排大布的张沛龄做代表来谈判，还狡辩说我方不是正统的，父亲代表中山特派室力斥其道，“小日本打来时国民党当局都跑了，是我五桂山部队留在这里坚持抗日，打开局面建立民主政权，你还敢说我们不正统，回去转告郑芷湘，限三日内把钱交来，否则澳门相见”。这些话讲的义正词严，很给力。张沛龄连夜就赶了回去，第二天就乖乖交来两万元港币，以后每个月按时交来三千元港币，中山特派室收到这些钱后都转交给上级指定由中山负责其给养经费的九连山严尚民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
中山特派室为了扩充部队除了招收民众参军外还开展了对国民党在中山驻军的统战工作，促使他们起义，经过多方积极努力工作，当时在中山驻扎的四个营，除驻崖口的谢文泉营被消灭了一个连，另两个连被打散逃亡外，其余的基本上都促成起义，而我方的队伍也从父亲接手时的30多人发展到入城时的1200多人，部队也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梁冠任团长，父亲任政委（其间还兼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吴当鸿任政治处主任。多年的奋斗，终于在1949年10月30日以中山独立团与两广纵队先遗部队的大会师，正式宣告了中山解放。父亲将锦旗交与郑少康手上的相片，这两个同乡、同学兼战友的交接旗场面，永远定格在中山解放历史记忆的长河中。
“解放澳门”事件：中山解放初期，父亲又兼任了石岐军管会主任，全面负责中山的党、政工作，刚刚解放的中山工作千头万绪，十分繁琐，经常得通宵连轴转，除接收，维持治安等各项工作外，还要与独立团一起配合两广纵队追歼逃向南屏、湾仔的敌人，其间受曾生司令员之命，又带人去接收拱北海关。
拱北海关自1887年4月建关以来，一直由洋税务司统治，拱北关下属的高级管理人员大部份都由洋人担任，只有一些低级职位给华人担任。当时的税务司瑚佩是个英国人，只有一个副税务司由中国人王作民担任。在接收海关之前几个月，我父亲就以中共中山负责人的身份写信给拱北关副税务司王作民，要求他做工作保护好各类文件、档案、税款以及关产和武器等听候接管，与此同时美籍总税务司李度也致电拱北关税务司瑚佩，令其在紧急时将海关人员遣散，将一切资产尽量变卖，连同税款罚款等汇往台湾。此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关头，拱北关全体关员一致反对总税务司的指令，暗中接受了父亲的忠告，坚守工作岗位、保护关产。在接收拱北海关的全部资产中，除马骝洲支关的电台及小部分财产被匪徒朱克勤部劫走外，其它资产基本无损失。
1949年11月5日父亲由鲍康尧、王琦、林洪三人陪同，在拱北陆路边境缉私总站召见税务司瑚佩，常务税务司巴士度和副税务司王作民，向他们宣读了石岐市军管会的命令，宣布了从当日起拱北海关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随即委派鲍康尧为驻拱北关特派员，林洪、王琦、黄存宣等进驻各支关接收、监督。11月14日在有关方面的配合安排之下，父亲带领军管会的粮财委员黄云等人，在旧关员的带路，通过关闸直抵澳门万里长城2号拱北关税务司署进行接管，面对税务司瑚佩等二十多个大小官员，父亲郑重宣布：石岐军事管制委员会奉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名义正式接管拱北海关，同时宣读了接管的有关政策，命令瑚佩负责详列组织机构人员文件档案以及全部财务清单，七日内连同拱北关驻澳机构及人员全部迁回境内。当时海关在澳门有几艘炮艇，他们怕我方拿去解放万山群岛，当初谈判时怎么都不肯移交，父亲就以军管会的名义专门下达命令，硬是把它接管过来了。其后这些炮艇果真在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接收拱北关向世人宣告了洋人统治拱北关的历史结束了。此举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洋人的威风。在接收海关后出了一件意外插曲，父亲在前山会见澳门各界劳军慰问团时，无意识地与混在慰问团里的一个记者谈话，父亲在事后汇报的原文中叙说：“慰问团出发时遭警察干涉，不准他们挂五星红旗，我说澳门政府这样是不对的。指出澳门政府收容（逃逸）反动派，又把已经向我们投降了的国民党炮艇拖了去，我们是不容许的。我们解放军纪律严明，连三厂（澳门边界的一个车站）也不过去，我们这样尊重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尊重我们？”谈话后，该记者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将慰问团打五星红旗之事说成是共产党要将五星红旗插在澳门，即要解放澳门了。
父亲又荣幸地被他们封为“将军”，该内容首先在“澳门报业”登出，香港“星岛报业”跟着转载，英美等国争相传播，至于其它的各类负面传闻如炮轰澳门之类也不少，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中央高层也高度关注，经南方分局的详细了解与调查，由方方同志向中央有关部门做了汇报解释，并令父亲深刻反省检讨，认识外交无小事之重要性（这对父亲建国以后所承担的许多外事任务确实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同时经华南分局研究决定，鉴于此次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给予父亲“党内警告”处分（1950年2月在珠江地委扩干会上宣布，1953年4月经粤中区党委批准撤销处分）。这就是所谓“解放澳门”事件的来龙去脉。
随后父亲又调任珠江地委土地委员会主任，粤中区党委检查组组长，至1953年初成立珠海县，又调任珠海县委副书记（因书记由部队的同志兼任，父亲以副职主持县委的全面工作）直至1954年秋季又奉命调转国家工业战线，参加祖国的工业化建设，从此走向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战场……。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共产党员、一个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革命者。
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写于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 2017.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