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和谐善治的实现，成为衡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市委全会作为引领地方发展的纲领性会议，其精神不仅是对当前形势的深刻洞察，更是对未来发展的科学规划。1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山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更高质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精神文明建设，让全社会充盈正能量，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快建设更加平安稳定、和谐善治的幸福中山。”这不仅是落实上级指示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地方治理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当前，中山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首先，作为一个流动人口显著多于户籍人口的城市，随着入户政策的进一步放开，外来人口的治理与融入将进一步成为中山市社会治理的核心重点。第二，中山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制度已基本形成，如何真正实现党建引领，协同多元主体，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是进一步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难点。

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要注重发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抓手在基层。社区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社区多元协作治理结构，能够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基层稳定、提高基层各主体协商能力、构建社区生命共同体、提高居民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当前社区多元协作治理发展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目前社区治理体制的行政化和一元化。社区居委会及党组织承担了过重的行政负担、全面而细致地管理着社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社区的形成就是以行政方式划分而成的社会管理单位，是行政力量自上而下作用的结果，这与自主构建、自治主导型社区从形成路径上就有天然的不同，我国社区天生带着行政的烙印。同时，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流动性高、变化性大，基层社区形态多样且多变，例如：老旧社区、商品房小区、流动人口聚居区、单位集资修建小区等，聚集着大量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事务和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强势而稳定的官方机构来管理和协调。在这种现状下，要促使社区居委会向居民自治组织转向，行政力量在逐步放权的同时，必须兼顾行政事务的有效承接、社会矛盾的有效缓和与基层稳定的有效维持。

通过各种途径引入专业人员来承接社区居委会的相关事务，是目前社区向多元治理模式转向的一个现实途径。近年来，社区的社会服务项目购买如火如荼，社区通过将公共服务内容进行任务分包，以合同化、项目化的方式，发包给专业的社会组织与市场商业服务提供者，将社会组织、市场经济力量逐步规范地引入社区，通过制定目标、划定权责的项目引入机制，政治力量不断从社区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同时不断提高社会组织与市场经济在社区公共服务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随着多元治理格局的进一步深化，社区治理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场参与和法治保障这一中国特色的合作治理格局框架下，更需要明确如何实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协同互动。

政府需要规范抽象的和具体的行政行为，依法依规治理社区，保障基层社会治安与社区居民的基本福利。大力支持和提升包括民主思维、社区动员、项目管理、组织发展等自治组织的民主管理能力，同时鼓励和支持在社区内成立各种各样的民间公益组织，使之成为协同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桥梁与核心纽带，并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渠道以及激励公民有序参与的动员机制，形成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与社区公众有序参与的多元协作治理体制。

为了实现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社区体制，可根据社区工作实质上的双重事务性，将社区事务分为社区自治事务和行政事务，并进一步细分，通过社区事务的分类，搭建社区治理的结构框架、划定治理主体之间的功能边界。在此基础上，明确权利边界，把权利固定下来；明确责任边界，以权定责，明确权责关系；制定负面清单，落实“法无禁止即可为”，激活创新活力；制定监管清单，针对关键环节落实监管职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各方力量要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同时，要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泛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

总之，深入学习市委全会精神，以更高质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更加和谐善治，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我们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创新的思维，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和谐善治的实现。

（作者供职于中共中山市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