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深中通道建成开通，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并指出：下一步，要管好用好深中通道，确保安全、顺畅、舒适、智慧运行，充分发挥交通开路先锋作用，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
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必然要求区域之间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实现产业分工协作，合作共赢。产业协同的过程自然而然对基础设施、市场发展、公共服务乃至科技创新产生需求。作为珠江口西岸的桥头堡，无法比拟的区位优势可以帮助中山加速融入深圳都市圈，但也面临着土地资源紧张、产业升级等实际难题。借助深中通道的优势和机遇，以产业一体化为先导推进深中融合发展，是中山化区位优势为发展持续动力的重点所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南通的迅速崛起对于中山的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南通曾经因为与上海、苏南地区的交通不便被称为“难通”“南不通”，经济发展情况在江苏省各市中处于中游水平。2008年，连接苏州和南通的苏通大桥、连接上海和南通的崇启大桥先后通车。2020年，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正式开通。大桥开通后，南通的经济发展迎来大爆发，2008年南通GDP为2620亿元，2013年GDP翻了一番为5235亿元，2021年相比2013年又翻了一番为10947亿元，2023年GDP为11813亿元，经济总量跃居江苏省第四。可以说，大桥开通后上海、苏南地区的产业项目快速落地，成为南通经济迅速发展的动力源。产业项目的落地既是市场力量使然，但也离不开政府的有为作用。在市场力量方面，大桥建设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要素资源便捷流动，使得产业集聚与协作突破了长江的地理限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分工合作；在有为政府方面，南通通过完善跨市合作的体制机制、产业园共建、干部交流等，打破了思想和行政区划的壁垒，实现了与上海和苏南地区的跨江融合发展。
首先，搭建跨市合作统筹机制。南通成立南通市上海领导小组、南通市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等，通过主要领导挂帅的方式，重点推动跨市层面的产业协作、板块之间的合作交流、产业园区的合作建设等。比如，2009年、2010年，南通先后和苏州、无锡共同建设苏通、锡通科技产业园区，2020年江苏省和新加坡、奥地利政府合作，两个园区合二为一成立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成为跨江协同发展，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园区；2010年南通和上海成立上海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双方分别出资10%和90%，共同组建公司进行开发运营。在一些具体领域方面，南通建立了对接协调机制。比如为了协调上海土地资源紧张的难题，上海市领导和南通市领导共同成立领导小组，协调两市有关部门进行定期会晤、项目推进等。
其次，推动跨市间干部交流。跨市合作的一个难题是两市部门之间的交流障碍以及行政规则的差异，派驻干部尤其是合作项目涉及部门的干部去对方部门挂职，一方面便于沟通，另一方面促进相互了解并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这有助于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南通先后派驻干部前往上海、苏州等合作城市相关行政部门进行挂职，实现跨市的常规化沟通，建立起合作项目难题解决常态化机制。据统计，每年南通派往上海和苏南地区挂职的干部约为40人，并且部分干部被派往对方城市的区、镇一级。
中山和南通资源禀赋有不同之处，但因大桥的建设面临着相似的发展机遇。根据都市圈发展理论，通勤时间的缩短必然改变经济集聚和分工的地理范围，深圳都市圈的西进，必然加快深中两地间要素资源的流动。要素资源便捷流动和产业协同发展相互促进，要素资源流动为产业协作奠定了基础，产业协作又进一步促进了要素资源的跨地区流动。具体而言，中山应从以下方面加快推进深中产业一体化。
第一，促进深中产业链深度融合。深入对接深圳“20+8”产业集群，全面参与深圳产业链分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立足中山优势产业，积极嵌入深圳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健康等产业链环节，共同做大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传统优势产业方面，积极引进“数字+”“互联网+”“设计+”赋能，针对性引进服务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数字化智能化方案提供商，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此外，在税费政策、人才支持政策、研发补助政策等方面，围绕上述重点产业，加大对于产业园区共建、“风投+制造”“深圳研发+中山转化”等发展新模式的支持力度。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强化政务服务能力。精简和优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企业隐性成本，增强市场规则和监管政策的透明度，给予企业明确的政策导向。扎实做好常态化访企工作，突出精细化管理，重点加强对引进项目落地、投产、经营的全过程服务，把服务做在问题出现之前、发生之处，实现深中市场营商环境无落差。
第二，提升中山产业转移承接配套能力。首先，高标准建设现代主题产业园，实现连片开发、系统规划。在做好土地整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产业的类型特点、企业特殊需求等，配套建设服务于深圳链主企业、总部企业的专业化园区或承载区。针对生物医药、新能源、半导体、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园区建设，要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招商项目需要，配套规划科研设计、生产、办公、生活等综合用地。其次，推动深中经济合作区走深走实。当前深中两市对于共建深中经济合作区已经达成了共识，在选址、功能分工、联合招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但是在共同开发模式、利益分享机制乃至产业协作政策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
第三，完善政府间合作机制。首先，借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经验，深中两市应设立“三级运作”区域合作机制：决策层“主要领导座谈会”决定和决策深中合作重大事项，协调层“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协调推进重要合作事项，执行层“重点合作专题组”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落实。通过构建合作机制，深中两市产业协作相关部门能够形成合力、提高效率，快速解决产业一体化过程中的沟通、推进、落实等难题。其次，完善干部交流机制。组织发改局、工信局、科技局等部门业务骨干常态化驻点深圳对应部门，一方面沟通、协商、落实合作项目，另一方面学习深圳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根据深中经济合作区的规划，应重点加强火炬高新区、翠亨新区等重点镇街与深圳宝安区、前海的干部交流。随着深中产业一体化的深入推进，还应派遣相关干部驻点深圳的区和街道，学习深圳服务企业的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
作者系中共中山市委党校经济和管理教研部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编辑 汪佳 二审 周振捷 三审 苏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