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明席卷全球的当下，DeepSeek横空出世，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之一，它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渗透进文学领域，引发了对文学写作本质与未来走向的深刻思考。当DeepSeek能够借助大数据模型生成各种各样的文学文本的时候，这意味着文学写作发生了怎样的转变，独创性文学写作还存在吗？对真正的文学写作构成了怎样的颠覆，抑或是怎样毁灭性打击？4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勇做客香山书院，以“DeepSeek时代：文学写作的两极分化”为主题开展讲座。他从自身经历出发，结合具体案例与理论剖析，为市民读者勾勒出文学写作在DeepSeek冲击下的复杂图景，引导读者深度思考人类精神生产的本质命题。

DeepSeek冲击下的文学创作困境

翻阅赵勇本人的文章，可见其特色鲜明，独具风格，比如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大词小用，庄词谐用等。上海大学教授曾军用 DeepSeek“手搓妙文”，生成“仿赵勇体”文章，结果令赵勇本人大吃一惊。他称赞道曰：“曾军教授不简单，玩得“AI”团团转。洒家看后直叹气，怎么办？”

这一看似有趣的事件背后，是DeepSeek高模仿度、高效率的文本输出带给人的思考——是不是只要“投喂”足够多的内容，DeepSeek就能完成高质量的文学创作？于是，赵勇尝试让DeepSeek模仿纪弦的《你的名字》创作新诗，它写出《盐粒考古学》，结果却显得僵硬，颇有“为赋新诗强说愁”之感。赵勇再“投喂”DeepSeek北岛《雨夜》的具体诗句，它生成的《青铜时差》依旧带着浓浓的机器味道，与《雨夜》难以相提并论。

《雨夜》不仅仅是爱情诗，还蕴含着时代的暗影，有紧张不安甚至恐怖的氛围，有为了自由与正义的庄严承诺。而诗中的意向、比喻、通感、象征等，又是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仿佛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毫无人工斧凿之痕。赵勇评价说：“北岛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阴晴不定的环境里，写出了带有这样一种紧张不安氛围的诗，是他情感与思想的真实迸发。”赵勇提到，查建英引用《雨夜》最后一节的几句诗之后说：“那时候没有粉丝这个词，那时候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是我们的英雄。”他们的创作源于内心深处的积淀与对时代的深刻感悟，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的表达。

赵勇表示，DeepSeek的创作，本质上是基于大数据模型的信息处理与组合。它可以按照指令生成文本，但缺乏真实的情感体验与对时代的深刻洞察。但是，假以时日，DeepSeek是否能写出超越《雨夜》的诗篇？郑渊洁曾尝试给AI下达指令，让它用郑渊洁的手法写一篇文章，最后郑渊洁坦言“我写不过AI的郑渊洁”。此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写作效率的颠覆，更是创作主体性的微妙位移，不得不承认，文学创作已悄然发生着某种转变。

“发愤著书”的文学创作传统

赵勇谈及，回顾创作论传统，“发愤著书”“不平则鸣”是作家创作的重要精神内核。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屈原写作《离骚》更是把“郁结”之意聚焦于“怨”。

赵勇表示，从钟嵘提出“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到韩愈认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从杜甫感慨“文章憎命达”，到欧阳修议论“盖愈穷则愈工”；从李贽在《焚书・杂说》中强调“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到钱钟书在《钱钟书散文》写“诗可以怨”，不难发现，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携带者创作者的精神基因，并镌刻着他们真实的生命印记。转换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层面，这些怨愤之情、不平之气和穷苦之言，都与创伤性体验有关。这种创伤往往形成于童年时期，又被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结果出现了所谓的“情结”，同时也积蓄了相应的心理能量。成年之后，可以通过“移置”，让能量转辙改道，或者通过“升华”，进行想象的创造活动。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在他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中也提到，对于人生，有着极强的爱慕和执著，至于虽然负了重伤，流着血，苦闷着，悲哀着，然而放不下，忘不掉的时候，在这时候，人类所发出来的诅咒，愤激，赞叹，企慕，欢呼的声音，就是文艺。这与中国古代的“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等道理异曲同工。

但是，DeepSeek的到来，摧毁了文学发生的金科玉律。

史铁生在身体出现问题后，对人生进行深刻思考，写出《我与地坛》这样著名的篇章；曾经被流放西北的高尔泰，用自传色彩的《寻找家园》，深层揭示人性。这些作品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与真实的情感思想的结晶。但是DeepSeek无需拥有怨愤之情和不平之气，只要投喂合适的材料，就能替人“发愤著书”，生成所需文本。

赵勇分享了自己的散文《考博未遂记，或张德林先生的橄榄枝》发表过程中的故事，他说：“我发表文章的时候，特别在意我的文字，特别希望我的文字能按照我的风格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他以此为例，是想说明，DeepSeek可以编故事，编童话，编小说，写诗歌，但是即便它进化到如何高级的程度，恐怕永远也写不出真正意义的散文。因为依据传统的写作观念，散文的每一笔都要落到实处，不允许虚构。即使给DeepSeek投喂了足够多的材料，它也无法编出细节，无法形成“我”在特定情境下所生发的情绪体验，因为它不知晓“我”所亲历的那些事情，这样，它的编写或虚构就不可能符合“我”的要求。

任何真正的写作者，不会让他的散文变成小说，也不会希望别人把他的散文看成小说，那既是对文体的不尊重，也是对事实的不负责。当年史铁生发表《我与地坛》时，宁可不为刊物所用，也不愿意放在小说栏目里，他认为，自己写的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表。散文是自己经历的一切，所有的情感都是发自内心，讲究的是真实。“即使DeepSeek能写出大体符合要求的散文，我肯定也不会拱手相让。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我想写，我之所以想写，是因为我不得不写。只有‘我手写我口’，才能倾吐自己的心声，释放自己的情绪。”赵勇讲述道，因此，真正的写作者，依然要亲手“发愤著书”，依然会亲口“不平则鸣”，舍此，将失去写作的快感和乐趣。

人机合体时代的文学走向

赵勇表示，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DeepSeek的来临，已经彻底动摇了“作者”“作品”等概念的传统定义，以后我们将会面临大量由人发出指令、再由DeepSeek生成的“作品”，实用性、公文性的文章是如此，文学也是如此。

这些“作品”是否刊用只是次生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面对人机合体这个怪物。

当年本雅明面对电影这种新型文艺形式，就意识到这是人机合体之物。林赛·沃特斯在《美学权威主义批判》中指出：“舞台表演方式已经落伍了；在电影中，导演、演员和机器都成为新的电影制作网络或集合体中的成分之一。我们拥有一种深透了物质性的艺术。”这意味着机器这种中介性的人工制品把以往独自存在的领域连接了起来。机器使一种混合物成为可能。

赵勇说道，如果说电影是人机合体的早期形式，那时的机器还只是一个被动的、被人使用的工具，人的主体性还能充分体现的话，那么，今天人机合体所诞生的文本或将远胜于电影，因为今天的机器（DeepSeek）固然还是工具，但这个机器已经高度智能化了。比如，张艺谋拍摄的电影，人们能轻易看出那就是张艺谋的风格，而DeepSeek创作一个作品时，不再只是信息的提供和筛选，而是有了语气，有了词语的色彩，有了人的逻辑推理的能力，甚至，他有了智慧。

赵勇坦言，面对这样的局面，恐怕任何“追求纯洁”或“纯洁革命队伍”的想法都无济于事，因为“混血儿”层出不穷，而这样的杂交品种，其生命力或许会更加旺盛。到那时候，真正的自主性写作和文化工业式写作很可能会变得更加泾渭分明，文学写作的两极分化也会越来越明显。因为自从阿多诺揭露事实真相以来，尽管文化工业式写作因其“标准化和伪个性化”已变得声名狼藉，但如今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它已不再灰头土脸，而是获得了合法出场和合理运用的借口和理由。比如，高校已在讨论是否需要开设一门教学生如何使用AI课程。赵勇认为，自主式写作和“发愤著书”可能越来越小众化，甚至成为某些人的私人爱好，但是它依然有它存在的理由。

或许，站在人机共生的历史隘口，当DeepSeek能模仿所有文学技巧并生成令人难辨真伪的作品时，那些从生命深处涌出的文字反而能获得新的光芒。这不是所谓的“守旧”和“传统”，而是对创作本质的重新确认——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真正的诗是存在之家的构筑。AI写作可以搭建语言的大厦，但难以触及文学创作的核心——对生命、对社会、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与表达。唯有浸透生命体验的文字，才能为灵魂提供栖居之所。在这场暂时看不清终点的博弈中，两极分化的不是文学形态，而是人类对精神栖息地的不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