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昏昏沉睡的中国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要去向何处？这个问题萦绕在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心中。由此，他们开始了求奋起、求富强、求发展的艰辛探索，而郑观应就是其中一位。他大半生从事工商业活动，与徐润、唐廷枢、和席正甫并称晚清四大买办。他第一个提出“商战”，在甲午战争前就设想实行君主立宪。其一生心血的《盛世危言》更是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康有为和梁启超、蔡元培以及毛泽东等一大批民族精英，为振兴祖国而奋斗。

郑观应

丨全家好善， 从小熏教于儒家思想丨

在三乡镇雍陌村，一座青砖雕木的平房坐北向南，砖木结构，前后分为两进，进入第一道门是一个雅致的小庭院。站在小庭院中抬头向上看，“秀峰家塾”四个金漆大字闪闪生辉，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这里就是郑观应故居，而这四个大字相传出自郑观应之手，“秀峰”乃其父的名号。

郑观应在中山市三乡的故居。

1842年郑观应出生在此，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普通文人，老人教诲儿孙做人首要一条就是德行为上。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雍陌上街始建于南宋。1869年，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号秀峰）曾率夫人捐资重修过这条石板大街。在大街东西两端的庙宇外，至今都还能见到当日村民感念此事的碑刻。郑文瑞这位慷慨好义的乡绅，读书而未获功名，短暂经商也没有大成，却十分热衷公益、为善一方，而且用严格的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教养孩子。这一切都为郑观应的人生描画了底色。

郑观应故居前的小巷。

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比邻港澳的香山地区深受其影响。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做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17岁那年，由于应试未中，郑观应奉父命，弃学从商，投奔在上海给洋人当买办的叔叔郑廷江。

丨商海历练后，助力中国轮船招商局丨

为了更好地与洋人打交道，郑观应曾专门到书馆里读夜班课，刻苦学习外语。一番努力之下，他19岁就当上了英商宝顺洋行买办，成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26岁时，他又与同乡唐廷枢创办公正轮船公司；两年后，他又开办了和生祥茶栈。33岁时，他当上了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为降低成本，他购买的轮船大多是烧煤少、行驶速、装货多的新式轮船。由于他经营有方，太古轮船公司后来居上，发展得极为迅速，他也赚得盆满钵满。郑观应同时还投资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往日深。十余年的商海浮沉，郑观应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商人。

商海历练，让郑观应对中国未来之发展有了新的认知。他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他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后，非常需要经营方面的人才。为了招揽郑观应，他亲自奏请朝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县志。对此，郑观应心怀感激，不久，盛宣怀又邀郑观应去拜见了李鸿章。在爱国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放弃在洋行优厚的待遇，就任招商局帮办一职。他说：“若不早日维持，恐难自立，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所欺辱。”

 上任伊始，他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1883年，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丨退隐澳门，呕心沥血写出《盛世危言》丨

招商局的官办体制，让投身其中、想有所作为的郑观被多方掣肘，无所建树。1886年，心力交瘁的郑观应退隐澳门，一边休养，一边写作，致力于扩编1880年的《易言》，最终著成了深具影响力的《盛世危言》一书。这本书1894年刊印发行，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国内民族危机感深重，该书出版后随即轰动社会，快速传播，被称之为“医国之灵柩金匮”。

《盛世危言》

在书里，他首倡“商战”，并认为国家之富强关键在于发展商业。有感于官办企业的低效，他认为民间资本才是商战的主角。比如让民间商人造船，不但能让“资用可以源源不穷”，而且技术也会更精良。在当时，即使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官员也认为西方只是在武器上先进，但郑观应认为，西方之所以在技艺上比中国优越，是因为他们的制度比中国先进，徒效西方技艺远远不能强国。“国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振工商；欲先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要强国，必须改良政治，实行君主立宪，郑观应此论，在当时简直就是石破天惊，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维新改革方案。

《盛世危言》发行后，洋务名臣张之洞读完颇为感慨：“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光绪皇帝览毕此书，也是大为赞赏，当即朝廷命大臣们阅看。有了皇帝的推荐，此书成为一时的畅销书，一些地方官，甚至把其中部分内容作为考试的考题。可见其影响之大。

丨学通儒道与中西，知行合一丨

1896年，郑观应再次出山，这回他担任了汉阳铁厂总办。当时这座铁厂亏空甚巨。一上任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如宣布吸纳民间资本，将炼铁炉改建在盛产铁矿的大冶。为了解决燃料问题，他派人在湘赣等地勘探，最终选定了萍乡出产的焦炭。他重金聘用英国工程师，又开设学堂培养本国技术人才。在一系列举措下，汉阳铁厂的生产不但起死回生，而且也让汉冶萍地区逐渐形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体。

辛亥革命后， 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共和国名存实亡。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观应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晚年的郑观应，将全部热情倾注到教育事业中。1922年5月，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弥留之际，他依旧劝勉子女要耐苦自立，继承自己的创业拼搏精神，胸怀天下，忠贞报国。


郑观应故居内。

郑观应的一生不仅操持了众多工贸领域，还迎击商战，并分门别类、贯通中西，写出巨著《盛世危言》，如果不是有异乎寻常的终生学习精神，这些是极难做到的。从郑观应的众多诗文可知，他的传统学问功底相当扎实，不但熟谙四书五经，且时常引用二十四史以及汉唐至明清诸名家的著作，这可能是他超越一般商人群体、进而能与当时的高级官僚及知识分子平等沟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郑观应留意汲取西学，从不停顿，无论是工程制造还是社会科学、医学等，他都有所涉猎。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有如此视野与知识结构者，本就凤毛麟角，更何况他还有一流丰富的洋务经验，有燃动一生的爱国热忱。

著名学者熊月之先生曾将郑观应称为“通人”，赞其学通儒道与中西，知行合一，而且世事洞明，不仕不隐，亦商亦儒。在今人看来，也唯有这样的见闻与人脉，才能成就郑观应写出那部被誉为“变法大纲”的《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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