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民阅读的社会学理论化及其逻辑体系
阅读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活动，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和象征，是人们除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外，认识自然和社会、获取知识信息的基本途径和手段，是人类一切文化、科学、教育和精神、社会信息交流交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阅读系人对文字、符号、图像的感知过程，是“作者—文本（包括文档，下同）—读者”三者构成的社会交流交往活动，其带有广泛社会性。应该说，以语言文字为基础、以知识信息为内容的文本的生产和传播，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都是供人们阅读才出现和存在的，也只有被读者阅读才能真正实现其社会价值。因此，阅读行为对人类文明的传播和传承、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对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塑造极为重要。
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作为一项具有国际性倡议的社会活动，其字面意思即是“让全体国民参与、实现阅读”，主要目的是通过推广普及阅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全民阅读，早在2006年，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等12个部门即联合部署开展全民阅读。2014—2022年连续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倡导和推进全民阅读。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要“深入开展全民阅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建设学习大国”。2016—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保障全民阅读。
中山纪念图书馆内，正在阅读学习的市民。记者 孙俊军 摄
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多次号召“全民阅读”。2013年3月19日，他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2019年9月8日他在给北京图书馆老馆员的回信中希望国图“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2019年8月21日，他在甘肃读者集团考察时对大家说，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
这些年来，全民阅读得到全社会热烈响应，战略更加清晰，立法逐步推进，服务体系逐渐完善，重点群体得到关照，内容丰富多彩，组织层出不穷，推广活动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已具有相当的实践基础。
目前，有关阅读心理学、阅读教育学、阅读教学与研究、阅读方法等议题的论著和论文比比皆是，主要是对文本的研究和阅读活动的微观认识，突出地表现在更多地运用了心理学、教育学、语言文学等的研究成果来剖析阅读心理过程和心理特质，比如对读者阅读兴趣、需要、动机和效果的了解，阅读方式方法和技能的掌握，数字阅读的影响，阅读推广的方式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固然对认识阅读规律有益，但它们只能描述阅读活动的个别、精微、具象的方面或是局限于某个行业的认识，把阅读行为（活动）上升到社会学理论高度来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和论文却寥寥无几。
阅读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更是群体部落化、组织化的利器。当代社会，阅读已经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全民阅读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行动和国家战略。特别是移动网络数字技术的社会普及、深入，极大地彰显、促进了阅读活动的社交化和社会化，对传统的纸质阅读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把全民阅读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和研究，即从社会学的视角将丰富的全民阅读实践理论化，开展阅读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意义。
因此，笔者依据社会学理论，结合中外全民阅读实践，提出如下阅读社会学的理论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阅读的社会性是全民阅读理论前提
人是有思想意识的高级动物，也是群体性、社会性和组织性强的动物。语言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是人类为便于表达思想、情感，便于群体社会组织和代际沟通、交流而发明创制的一套表意的符号和代码，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社交生活表达工具。
阅读必须以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为基础。同时，阅读行为所需的文献、传媒等阅读要素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交往、交流、沟通、传播、传承的必然产物。文本等客体也只有通过阅读这一人类活动（行为）才能被“激活”和“点亮”，发挥它应有的社会效用。因此，阅读活动的主体——“读者”和阅读的客体——“文本”都是人类社会化的结果。
阅读行为作为个体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以生理心理活动为基础，是读者对知识信息的选择过程，是读者对文字信息的理解阐释过程，是读者认识的重构过程，也是信息知识的社会交流过程；是文本的消费过程，也是文本传播社会功能的实现过程。
阅读行为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其真正奥秘在于读者与读物、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阅读是人类社会文明信息的交流、传播（承）过程。阅读是社会历史文化积累与传递的非常通道，人类社会的文明藉由社会化的文字符号和载体得以保存，通过阅读活动得以传播和传承，通过阅读创新不断扩大文化的体量和深度，通过阅读不断积累，代代相传。
阅读行为对社会具有作用与反作用，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等诸多环境、条件都制约着个体的阅读活动，阅读需求的满足和供给依赖于社会；另一方面，人类通过阅读活动认识社会和自然，改造世界，阅读的效果影响改造社会，如一本《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和流传曾经给世界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和变革。读者作为社会化的产物，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心理认知与个体的阅读行为之间存在强大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阅读还是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能否阅读语言文字符号以及阅读的深度和广度是衡量、识别一个人社会地位是否重要的标准。在人类开始阅读行为的早期，阅读甚至是一种特权、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是只有少数精英分子才能掌握的行为。现代社会，能读善书作为受教育的标志，把人分为不同的人群和阶层，并使其在社会地位、自身修养、家庭收入、职业类别等方面判然有别。
阅读也是现代国民的社会权利和责任。人类要在自然和社会中获得自由和幸福，要具备必要的生存和竞争本领。阅读作为人类获取信息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培养社会个体生存和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不仅关乎个体自身的命运，也关乎个体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列宁曾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5]阅读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理、精神、社会、生活需要而享有的一种基本人权，是现代国民受教育权、文化权、信息权、政治权等的集中体现。因此，阅读应该是国民的社会权利和责任。
阅读是社会自组织的主要手段。人类优于其他动物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具有发现、认识、组织、管理信息知识的能力。小的社群靠口语就可组织，庞大的社会管理需要通过读写和辅助记忆的方式（文档、档案、图书等）来加强精细化的管理组织。[6]阅读是阅读群体内部和阅读群体之间协商整合的手段。阅读某一读物（某一本图书、某一报纸或期刊甚至网络平台）可以作为一种纽带，用以维系社群价值观（如彼此依存、舆情、人情、共同爱好、话题等）。正是依赖这种社会整合功能，阅读得以创建各种社群、维持社群，可以把不同的社群联系起来。有良好、古老阅读传统的社会都是自组织良好的社会，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也是富于创造力的社会，对人类作出重要贡献的社会。
阅读是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方式，阅读交流互动会产生提升文明的社会效果。一个人一生的阅读史，构成他（她）与社会的交流史、思想的成长史、精神人格的发育史，更是他（她）的认知进化史，对个人一生的思想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一个时期的阅读倾向和潮流，构成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发展史、思想交流史、认知创造史、文明传承史。正是一个个翻腾、跳跃的阅读小溪，构成了社会阅读交流的汪洋大海。因此，阅读活动进行的深度和广度是测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新时代乡村阅读榜样“领读”活动走进中山南区。周宏陶 摄
信息时代，网络数字技术的普及使阅读的社会性凸显。正如媒介先知麦克卢汉所预言，媒介的进化使人类社会呈现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归部落化”的演进脉络。与此呼应的是，社会化阅读在不同的媒介时期也具备了表现形式的迁移。人类在以听与诵为主的口传时期，阅读过程由于他者的参与呈现出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在文本阅读时代，印刷产品的丰裕使阅读的公共化（聚众朗读）向私人化（个人默读）产生转移，人们在与书本的独处中进行自我想象与认知思考，阅读的社会性特征被淡化。在数字超文本时代所制造的海量信息促使人们产生的认知盈余，基于私人阅读的经验，在摆脱时间、空间的束缚下，通过认知的交换而产生外化的公共交往，阅读的社会性被再度凸显和建构。
总之，阅读本身是人类的社会性活动，是人类精神发育的大事，是任何个体生命和不同群落社会化组织化的必经过程，全民阅读既是文化理想，也是一项国际性的现实社会活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考察和研究全民阅读。
二、阅读的社会化是全民阅读的基础条件
阅读行为的社会化主要是指阅读人口的广泛增多和读物生产传播的社会普及。阅读社会化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口耳传播时代。口耳传播的时代、书籍印刷的时代和已经到来的数字文本的时代，既是文化史的不同历史阶段，也具有某种同时代性，口耳传播的阶段与文字书写或者书籍印刷阶段应有一个长期并存的历史。目前，口耳相传的形式在一个人的学龄前阶段，仍然充当着早期教育和早期学习的主要形式。
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汉字，出现在仰韶文化的晚期，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后期成形。据此可知，我国最早的阅读活动距今至少也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
我国社会自古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并把读书当作“第一等好事”。我国东汉发明造纸术，雕版印刷在隋唐之际出现，书写方式与技能几乎伴随着华夏文明。在传统社会，乡村里也不乏能读会写的秀才儒生，但阅读却远不是一种普及的大众行为，只是少数经师、权贵、士大夫的特权，图书等阅读物也是掌握在极少数社会上层手上，历朝历代的官私藏书楼非一般人能进入和使用，还远不能形成“阅读的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直至清末民初，国门逐步打开。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现代公立私立大学和中小学的开办，阅读人口逐步增加并大众化，现代出版事业兴起，图书报刊流行并逐步普及，公共图书馆运动开启，平民可免费进入，我国的阅读社会缓步走来。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派，设立译书馆和官书局，大量翻译西方技术、法律方面的书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译作占此时译作总数的70%以上，使我国传统的以经、史、子、集为主的传统的图书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读者阅读的视野扩大了。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出版业逐步形成，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有关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学等著述，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反映西方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的出版，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商务印书馆、1912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书局等现代民营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图书，大大丰富了读者的阅读内容。
1891 年我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圣约翰大学在上海诞生，1903年美国传教士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在武昌开办我国最早面向公众的阅读设施——文华公书林。随着政治革新和文化启蒙的开展，阅读方式的转型与变革，阅读人口的增加，视野的开阔，现代意识的觉醒等，一起助推1911年导致清王朝覆灭的辛亥革命和 1919 年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当然，彼时阅读的社会化程度还较低，如民国时期，据调查估计，全国共有文盲 3.3 亿人，占总人口的 75.33%。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着力普及基础教育，发展高等教育，还开展广泛的全社会工农速成教育和文化扫盲运动，简化汉字，创制汉语拼音，推广普通话，使全社会的阅读人口大大增加，同时出版了大批社科、文艺、教育、科技读物，满足人民群众的阅读需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富裕，教育科技、公共文化、新闻出版事业产业逐步繁荣发展，为充分发挥传播知识信息、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适应不同时期的阅读潮流，不断推出各种形式、介质的各类各层次的读物，极大地丰富了出版物市场，农家书屋、社区书屋、全民阅读、东风工程、实体书店建设、数字图书馆、手机阅读平台等一系列社会阅读保障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阅读的社会化。
中山市坦洲自助图书馆。记者 文波 摄
目前，就我国社会阅读力和阅读率来说，据2020年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我国目前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文盲率降为2.67%。2021年发布的我国成人国民覆盖书、报、刊及数字各媒介综合阅读率达81.3.%。
今天，纸质书、电子书、各种阅读类手机应用、有声书、短视频等多种阅读方式更便于读者选择，借助于移动互联网的微信公众号、直播、图书漂流、荐书等阅读传播形式更加多元。
特别是自媒体荐书自带“粉丝”和“流量”，使阅读品种更细分。丰富的图书品种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需求，又借助多元载体使得知识和信息能进一步下潜，覆盖到最广泛的群体，使阅读的人群更庞大，阅读产业链不断延伸。目前的阅读产业已不是“作家写书、出版社发行、读者阅读”简单的线性流程，而是同一部作品往往会有计划地推出文字、漫画、有声书等不同载体的版本，有的还被延伸至拍成电影、电视，制作成动漫、手机游戏等，满足读者在不同场景的阅读需求。
可以说，我国目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能称之为“阅读社会”，阅读社会化水平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我们开展全民阅读的基础，也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全民阅读的基础条件。我们应该扎根中国社会“耕读传家”的深厚土壤和现实的“阅读社会”国情，加强全民阅读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提高国民整体阅读力，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阅读需求，保障社会阅读条件，促进社会阅读趋势，提升国民阅读品质等。
三、阅读的技术进步重置全民阅读社会结构
社会阅读的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作者、阅读文字、阅读内容、阅读介质、读者、阅读方式、阅读方法、阅读设施、阅读服务、阅读时间和空间、阅读的氛围等这些阅读的社会基本元素和它们的组成、架构方式、关系所确定。
数字时代已然来临，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深刻冲击着人们接受教育和学习文化的方式，特别是阅读行为。网络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类创造阅读内容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获取阅读内容的成本，使阅读内容丰富化，阅读主体扩大化，阅读场景泛在化，实现以读者为中心自主选择阅读的时间和内容，增强读者社会互动、自我愉悦的能力和空间。
欧美阅读研究者提出了“三次阅读革命”的假说：第一次所谓“阅读革命”发生在近代早期，以1450年前后谷腾堡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为标志，书籍由手抄到活字机印，圣经等宗教阅读物的普及，使阅读方式由传统教士和作者的聚众朗读转向个体的默读；第二次“阅读革命”是在18世纪下半叶，由工业革命开启，识字人口增多，阅读公众扩大，宗教文本以外的小说、科技等大众读物增加，使阅读方式由精读转向泛读；第三次“阅读革命”就发生在现当代，文本实现了数字生成和电子传播，极大地改变了阅读模式和习惯，真正模糊了书写和阅读的界限。读者直接参与写作，不仅随心所欲操控文本写作过程，还随心所欲改写原始文本。阅读和文本的生产、传播同时进行，书写、出版、发行和阅读过程也随之合而为一，使阅读社交化。
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宽带、5G、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VR、AR、元宇宙等媒体新技术层出不穷，对传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及人们的阅读适应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读者的阅读期待、阅读模式、书写方式、文本观念、阅读习惯、阅读行为、阅读场景、阅读时空、阅读功效等及其相关社会关系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阅读成为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使阅读的社会交往功能和社会组织功能发挥得越来越强大。
中山纪念图书馆儿童阅览区。记者 孙俊军 摄
同时，也对阅读活动提出了严峻挑战，这种挑战突出地表现在阅读信息资料的无限增长趋势与社会个体阅读接受信息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即“信息过载”引发“信息焦虑”和“信息溺水”。全社会在充分感受数字阅读的好处的同时，带来认知思维的崇尚理性又缺少理性、既崇拜权威又消解权威，阅读演化为消费文化的符号，甚至“娱乐至死”，人们通过屏读、频读、听读等，使所谓“泛阅读”“浅阅读”成为文化精神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形式。
这些所谓的“阅读问题”，其实质是由于网络数字技术对传统的阅读社会结构冲击，造成传统的以纸质读物生产为中心的阅读结构的失衡、失序。传统的阅读产业、阅读组织、阅读保障、阅读控制等的主体结构逐步崩解和坍塌，导致整个结构体系的内外生态出现重构重组和再造。
一是原有结构的中心出现转移。由传统的以文本生产者（出版者）为中心，向以读者和阅读为中心转移。以读者阅读为中心主导这一新的社会结构，其他一切阅读要素都要自觉自动地围绕这一中心转移并为之服务，这是在以文本的生产为中心的传统阅读社会结构中前所未有的。读者在这一新的阅读结构中实现了主体普及最大化、内容丰富化、行为自由便利化，于是阅读变得随意任性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浅阅读、碎片化的阅读、趣味性阅读和社交化阅读等。
二是原有结构中的多个主体（如作者、编者、出版者、发行者、读者等）出现了即时互动、碰撞、位移，甚至角色兼职和换位、重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促进了阅读数量的增多，阅读内容针对性更强，阅读表现力更丰富多彩，更富吸引力。自媒体时代，线上读者参与创作、出版，读者、作者、编者等交互、互动融为一体，共同完成阅读内容的创作生产过程，使阅读产品的生产、服务、营销和销售、消费利用等环节和生态向新的结构靠拢、聚合、融合和转型升级。
三是原有结构中的阅读客体（对象）要素，即文本的创作生产在网络和数字阅读的新结构中生产主体最大化，即谁都可以参与创作生产；文本的呈现立体化全息化，即各种图片、视频、虚拟现实空间等的采用；内容通俗化趣味化，即更能吸引阅读者，以增加读者的忠诚度和用户黏性；信息流动化，使所有阅读的知识信息在网络中无限流动，千百万用户（读者）可以同时随意阅读、利用、添加、修改、重现等。
四是原有结构中的阅读环境要素即阅读的空间大大超出专有（业）的空间（图书馆、教室、书房等）和时间，使读者的阅读行为无所不在、无时不在，阅读的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碎片化、最大化。
可以说，由于阅读的技术进步颠覆传统的以“出版生产”要素为中心的阅读社会结构，使之转型重组升级，阅读的社会结构正在重置，以“读者和阅读”要素为中心的新的阅读社会结构正在形成，带动各种阅读要素及其关系的变化，“读者和阅读”逐步成为这一阅读社会结构的主体，他们有了多方面选择甚至为所欲为的“王者”地位，这也是“读者”和“阅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作为“问题”被全社会重视并被讨论研究的主要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社会阅读的进步。
我们要紧紧抓住阅读社会大变革这一历史机遇，充分认识并顺应社会阅读结构的变革和转型升级，因势利导，与时俱进，促进阅读社会要素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合理流动和重新就位，整合相关资源，重构社会阅读体系，推动、促进、深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全民阅读活动。
正在选书的中山市民。记者 孙俊军 摄
四、阅读的社会组织传导全民阅读动力
阅读行为本身具有社会的自组织的整合功能。通过阅读，人们可获取语言文字、民族、文化、职业、阶层、信仰、信念、兴趣爱好等身份和价值认同，而自发自愿组织起来。同时，社会要通过、依靠组织来传导阅读的动力，培养和丰富、促进、完善阅读活动的效能。
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是指为了一定的共同目标，以一定方式相结合，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心理上存在共同感和相互认同的两人以上的人群。群体是个体直接联系社会的中介，个体对社会的反馈和影响也需要群体来实现。团体组织是具有某些共同社会心理特征的人群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通常在一定的价值规范、目标的引导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协同活动。因此，共同目标、归属感、认同感需要、共同兴趣、知识价值、信息效用和组织团体内的赞许、鼓励等组织支持的压力情景是人们加入组织的主要原因，也是组织的社会心理功能。
在个体文本的选择、阐释过程中，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从社会思维（阅读的选择、阐释和认识重构受到已有社会思维的影响，包括那些受社会环境塑造的自我认识、信念、态度等意识，是社会影响内化的结果），社会关系（良好的社会关系促使阅读行为的发生，阅读文本的选择可能来自家人、朋友、老师、同学等亲密关系的介绍。微博、朋友圈等社交网络也会诱发阅读产生），社会影响（即塑造社会思维的外在力量，是产生阅读动力最主要的外部刺激因素，包括社会文化、群体影响和说服等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于人的阅读行为，产生阅读的从众心理（周围的人互相影响阅读同一本书）、服从心理（集体阅读等）、逆反心理（越是查禁的书越想要看个究竟）、猎奇心理、求新心理、求异心理等。
阅读是人类获取组织力的基本行为。阅读也需要有组织。阅读和写作能力是人类优于其他动物的独有行为。这种能力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和检索信息知识的能力。阅读能力不仅使人类进行自组织，而且可以增强社会的精细化组织强度。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迄今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组织，为什么能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首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学习阅读能力，掌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共产党员通过不断地阅读学习获得共同一致的信仰、信念和信心，形成了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共同奋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读者反应理论研究专家费什认为，读者群体本质上就是“阐释团体”或者“阅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在一个“阅读共同体”或“阐释团体”中，读者有着相似的文本阐释方式和阅读风格、阅读趣味、价值取向，而不同的读者群又具体体现为不同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倾向。自发形成的读者群是形成阅读组织的基础。
人类为了达到社会阅读的目的，提高阅读的功效，构建了各种不同功能的阅读组织。阅读是学习各类文化知识的基础和前提，各类教育组织首先培养阅读能力和习惯；社会通过出版、印刷、发行、经营销售、利用等组织，生产、供给、满足各类各层次读者所需要的读物；学校、图书馆、出版社、书店和各类阅读行业组织等倡导以阅读为乐、阅读为荣的理念，团结和组织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在全社会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风尚；各类自发组成的读书会、网络社群等通过群体中的相互学习，互相帮助，交流思想，分享阅读体会，提高阅读技巧，培养思辨能力，体验团结共阅（悦）的感受。
第十届中山书展上的中山出版展位。记者 孙俊军 摄
21世纪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普及，阅读方式变革，全球已有的阅读组织都面临着转型升级、重整和重构，以形成新的阅读组织生态链。网络阅读社交社群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阅读组织，重构了人类的社会结构。阅读组织发展呈现主体多元化、规模扩大化、布局普及化泛在化、互动网络化、结构融合化全媒体化、服务智能化精准化、推广专业化、活动全球化等特点和趋势。
要强调的是，在前述以读者为中心的当代重置的新的阅读社会结构中，从“以人为本”“阅读为王”的角度，用人的社会行为——阅读产（行）业来概括移动网络数字时代的线上和线下的所有为阅读服务的生产和服务行业是适当的，即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新媒体技术对传统媒体生存发展的冲击下，从消费者（读者）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知识生产、文化传播和大众阅读，可以避免在传统语境下对新旧媒体谁主谁次、纸质内容与数字内容谁优谁劣、传统受众与新媒体用户谁盛谁衰的无谓纷争，冲破技术、人才、管理、机构、政策、资金、国家、历史等方面的羁绊，用人的视觉感官“阅读”统摄整个内容生产者、管理者、传播者与消费者。阅读产（行）业作为当代一种共建共享的产业形态，它从“人的阅读行为”的角度，极大地开阔了传统新闻出版产业的认识视野。[16]延伸出版产品使用的产业链，可以突破传统的行业界限和观念束缚，整合集聚各种资源和要素共同发力来推进全民阅读。而全民阅读更需要阅读产（行）业的融合推进，全民阅读也为当代阅读产（行）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互动的助推力。
我们要特别关注阅读社会变革、变迁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以人为本”“阅读为王”的组织张力来传导全民阅读的动力，也要通过数字网络时代阅读组织的聚合融合来统筹推进全民阅读，特别要研究新的阅读产（行）业组织的特点、结构、产业链、产品、服务、盈利模式、发展趋势及其相关产（行）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全民阅读和社会整合中的功效和作用，加强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大国的建设。
五、阅读的社会保障满足全民阅读需要
阅读的社会保障是指以政府为主导，运用社会的有效手段（教育，提供阅读条件包括阅读物、阅读设施，开展阅读活动等），保障国民基本的阅读权利，帮助国民取得阅读能力，培养国民阅读习惯，满足他们对阅读的基本需要。概言之就是指国家和社会确保阅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一种制度安排和一整套社会工作系统，其实质是满足阅读需要的过程和手段。
阅读是以吸取知识、信息、情感、社会价值为目的的生活方式，是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生活的根本特征之一。现代信息社会，作为一个以语言文字和文本文档为媒介的“符号社会”，阅读是人的信息知识情感的心理、精神需要，也是一种社会需要，更是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像衣食住行一样，成为人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手段，成为现代人日常的基本生活方式。
正是基于阅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国民基本的生活方式，德国、日本、以色列、美国、英国、法国、韩国、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埃及、智利等世界主要国家都用法律、政策来保障和促进社会阅读。我国除《宪法》规定外，全国人大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对国民阅读实行社会保障，江苏、湖北、辽宁、四川和深圳等地也已制定地方性的全民阅读法规。
应该看到，对阅读实行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古代社会不可能对阅读实行社会保障，除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外，还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社会出版印刷能力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图书的生产，起初载体取之天然，如龟甲、兽骨等，且都靠手工刻写其上，制造艰辛，得之不易；以后有了绵帛、纸张，靠手抄或雕版印刷；即使后来发明了活字印刷，但由于工艺水平的落后，图书生产规模也非常之小，因而远远满足不了当时阅读者的需要。当时，阅读物的保障能力也是十分低下的，不可能达到社会化。
阅读保障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发端于资本主义社会。欧洲近代工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需要大批熟练的有文化、懂技术的劳动者。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认识到向工人和一般民众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开始赋予民众有限的阅读权利，开办各种国民教育，普及阅读，同时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公立、私立图书馆，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这种图书馆成为对阅读实行社会保障的最显著标志。
位于中山市三乡的三悦书房。记者 黎旭升 摄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给阅读的社会保障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和美好前景。列宁曾说：“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没有充分教会居民利用书报，没有这一切物质基础，没有相当的保障，如防荒、防饥等的保障一样，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阅读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大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文化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是人民文化权益保障的基本内容，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阅读的普及与提高是一项社会事业，对阅读实行社会保障是我国一项基本文化政策和根本性的战略措施。
要看到阅读需要的产生和满足，是阅读产业和事业发展的前提。其一，没有社会的阅读需要，就不可能有著者、编辑机构和出版机构（包括网络出版）、文本制作传播、宣传渠道、利用机构（图书馆等）和读者构成的复杂交流产业链。其二，阅读需要的产生和满足，是整个阅读产业和事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阅读需要推（拉）动整个阅读产业和事业发展。其三，社会阅读需要的现状规定着整个阅读产业和事业发展的现状。要通过教育不断提高社会阅读力和阅读需求，推动阅读产业和事业的发展。其四，社会阅读需求也受社会物质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一方面，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决定着满足各类阅读需要的阅读物的程度（从甲骨文、印刷品到数字产品）；另一方面，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能使人们产生更多更高的阅读需要。按照需求层次说，人们的物质、生存需要满足后，发展需要、享受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提到生活日程上来。社会物质水平的提高，也给人们提供了满足阅读这种需要的条件，如购买阅读物能力的增长，闲暇阅读时间的增多等。
国民阅读社会保障应包括阅读的权利保障、阅读的能力保障、阅读的时间保障、阅读的空间保障、阅读物或阅读内容的保障、阅读的组织（氛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阅读保障等多项基本内容。应该说，我国对阅读的社会保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体程度还不够高、水平还比较低，还需要不断提高和完善。我国政府和社会应依据《宪法》规定，进一步贯彻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
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通过立法为据、政府为主、婴幼起步、教育为基、内容为王、组织促进、政策扶持、硬件配套、特殊救济、舆论支持等手段和措施，进一步落实“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建设学习大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阅读权益”等要求，创建稳定、持久、不断发展的全民阅读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六、阅读的社会控制规范全民阅读社会秩序
阅读的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力量（包括政府、社会组织等）通过一定的（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和手段作用于人的社会阅读活动系统，使人的阅读活动系统自身规范化，以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使之为社会服务，从而维护整个社会活动秩序的过程。人的阅读活动系统指为了保障和维持阅读活动顺利进行的一整套工作系统，包括赋予社会主体阅读能力的教育系统，阅读客体（读物）的创作、生产、传播（发行）、消费、利用系统，保障读者阅读活动顺利进行的时间、空间、设施等的服务系统等，这是一个开放的、可控的社会系统。
我们要根据一定的社会意志和原则赋予阅读主体以阅读权能，保障阅读资源、条件的供给，对海量的阅读文本的数量和质量等进行选择、优化、浓缩、规制并协调其内部主体、客体和服务保障等要素有效运转的过程。好比一个房屋，需要通过四梁八柱把整个房屋“架构”“支撑”“控制”起来，以使房屋能经得起外界的风吹雨打、冰雪雷电、冷热寒凉而屹立不倒。四梁八柱是（内）控制，防御风吹雨打也是一种（外）控制。通过这种内外控制，可以使它成其时间和空间的功用，适应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其方法途径有法规、行政的约束，更多的则采取疏导指引，即阅读推广、阅读促进和阅读指导，以传播经典阅读，传承人类文明。
阅读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有的、必不可少的精神交流活动，它可以吸取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规范，获取组织力，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即阅读文本和行为本身主导读者的思想和行为，形成阅读的社会控制。如现代宗教史研究认为，宗教和阅读是彼此关联的两种人类行为，阅读是表达宗教关怀的平台，宗教又反过来一定程度上决定阅读方法和模式，强化阅读行为，读者很难摆脱宗教文本对其思想行为的控制。
人类的社会秩序需要阅读行为为之维护、为之服务，因此阅读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阅读活动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以维持人们公认的社会阅读活动秩序（包括教育秩序、编辑出版秩序、印制秩序、传播发行秩序、著作权秩序、阅读利用秩序、阅读推广秩序等），保障阅读活动的正常运转。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秩序是阅读的社会控制的本质和核心。
所谓社会规范，既是一定社会人们的共同行为准则（包括社会制度、法律规定和行政命令，也包括社会信仰、道德、宗教、习俗和社会价值、社会舆论、社会风尚等），又是阅读活动系统内部的专业规则和制度，如书报刊出版发行机构、网络电信运营机构、图书馆、学校等内部的工作规范（出版选题、编辑加工、发行传播、编目推荐、阅读推广、阅读指导、图书评论、推送算法等）。这些规范是阅读的社会控制的工具、手段和途径，通过这些规范，作用于阅读活动各个环节和全过程。
现代社会，海量信息的无限和个体阅读选择接收信息的有限之间的矛盾，需要一定的社会控制对阅读信息知识进行优选、浓缩、精炼、梳理、标引、归类，以方便查找、检索，满足社会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阅读需要。其次，消极的、低质量的阅读，不仅不利于一个人身心的发展，而且会使人走入迷途，甚至引起社会问题。
特别是未成年人求知欲旺盛，但受阅历、知识的限制，自控能力弱，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面对浩瀚的书山文海，选择读物难免带有盲目性，因此需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阅读能力、兴趣爱好、思想状况和教育需要，认真地帮助他们少走弯路，选择有益的读物，避免他们不加选择、不辨优劣地进行阅读而走错、走偏、走歪人生方向。如目前欧美流行的、对未成年人开展的分级阅读和我国推荐书目等。再次，一些公认的有害的内容不利于社会的公序良俗和健康发展，如对宣扬恐怖暴力、淫秽色情、民族仇恨、种族（地域）歧视、毒品走私和虚假、造谣、诽谤等违法违规读物的限制和严禁等。
要看到，就如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一样，有控制就有“反控制”。根据社会学理论，适度地对阅读行为进行社会控制，规范阅读的社会秩序，对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欠度”控制和“过度”控制都是不利的。这里要掌握控制的“度”，包括力度、刚度和致密度。欠度控制会不适当地放纵人们的社会行为，造成一盘散沙；过度控制又可能导致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社会僵硬。[24]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对社会创新活力造成压制和伤害，教训十分深刻。因此，正确把握阅读的社会控制的“度”，实行适度社会控制，既十分重要，也是比较难以拿捏的。
我们要根据网络数字时代社会信息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对全民阅读进行适度、有效的社会规制，在满足社会多元化、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阅读需要和选择的同时，既要加强对违法违规、虚假有害内容的严查严管，更要突出主题出版，弘扬社会正能量，不断提供优质阅读内容，开展积极的阅读推广、阅读指导，促进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分众阅读、分级阅读和经典阅读等。
七、阅读与社会互动实现全民阅读目的
社会互动可以称为社会相互作用或社会交往。一般认为，它是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社会互动可以是面对面的交往，也可以是借助媒介来进行。人的阅读行为既是个人的事情，也是社会化的行为或活动。
人的阅读行为是社会信息交流的过程，是文本的社会功能的实现过程，是典型的社会互动，是一种“符号互动”，是人类社会最主要、更高级、更理性、更有成效的互动形态，因为社会互动要在一定的情景中通过信息传播（递）来进行，人的阅读行为正是这样一种以社会信息的结晶——文本（档）为媒介的互动，因而是最有质量和能量的社会互动。
人们的阅读行为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受政治气候、经济基础、教育背景、科技水平、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同时，人的阅读行为也会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作用。在这种不断的双向循环互动中达到阅读的目的，即不知不觉地促进人与社会的丰富发展和文明进步。
随着移动网络数字技术的兴盛和普及，读者越来越喜爱在网络上进行数字互动即社交化阅读。社交化阅读给阅读的社会互动带来变革，使互动主体广泛化、身份匿名化、读者中心化；使互动的中介客体流动化、分享化；使互动的过程即时化、情趣化；使互动的规模和广度、深度、频度和效度超前；使互动的结果海量生成、丰富多彩，形成知识信息的蓝海；互动还会重塑读者与作者、编者、出版者的社会角色和关系，重构阅读互动的循环生态，促进阅读产（行）业的发展。
第十届中山书展上人潮涌动。 记者 孙俊军 摄
我们要研究阅读与社会互动的规律，特别是社交化阅读的变化规律，更好地认识、适应和促进全民阅读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激发和增强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速社会的文明进步。
八、阅读的调查监测评估掌握全民阅读成效
对社会阅读状况开展调研、监测和评估，进行定量实证分析，是进行阅读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方法。把握社会阅读动向和变化规律，对阅读现状进行准确估计，可以有针对性地发展阅读产（行）业，提供有效的阅读保障和服务，为全民阅读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建立阅读调查、监测和评估机制也是在网络数字时代各国掌握国民阅读变化状况和规律的国际通用方法。在欧洲，最早的阅读行为调查出现在18 世纪90年代，当时有《苏格兰统计报告》，这是调查统计阅读习惯和地方藏书的滥觞。1885 年，俄罗斯彼得堡大学的一个小组就提出过一项研究农民阅读的纲要。到目前，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匈牙利、日本、韩国等国都建立了对本国国民的定期分类阅读调查体系，韩国甚至把国民阅读调查纳入国家统计认证。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99年开始对我国国民阅读进行系统调查以来，已开展这项调查多达18次，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好评。
建立阅读调查、监测与评估机制是全民阅读的重要环节，通过阅读调查与监测，可以掌握一个社会（区）阅读的广度和深度、社会的文化品质，还可以反映社会整体的价值趋向和不同群体的阅读的变化。调查与监测数据能够满足阅读产（行）业的信息需求，是掌握某时某地全民阅读成效的定量方法，为阅读的产业、组织、保障、引导、服务的优化、完善提供参考，摸清现实情况，是开展和改善全民阅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中山市主要地标建筑为第十三届中山书展“亮灯”。记者 缪晓剑 摄
完善的阅读调查和监测机制应包括：宏观层面，建立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与监测机制，由国家全民阅读主管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阅读调查和监测工作；中观层面，建立地方阅读调查与监测机制，如北京市、上海市、湖南省、广东省深圳市、浙江省嘉兴市发布的地区性的阅读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居民阅读现状；微观层面，建立某地（社）区甚至某单位的阅读调查与监测机制，了解读者的阅读现状和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阅读市场服务。
建立行业的阅读调查与监测机制。行业内开展阅读调查与监测，为行业管理、企业和事业单位提供信息服务，是阅读调查和监测机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各类行业阅读调查与监测能够反映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等的阅读整体状况，不同的阅读推广主体可以据此了解不同行业和类型的读者阅读需求发展动向，掌握读者阅读变化规律，以便为各类阅读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2021年中山市“阅读·共享” 晒书会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黄靖怡 摄
阅读评估是通过建立客观的指标体系、提供规范的评价标准、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读者的需求、阅读活动的方案策划设计、活动实施过程和效果等进行跟踪、测度、诊断和全面评价，是评价全民阅读推广成效的重要方法。阅读评估包括对阅读服务工作的评估（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和对阅读推广对象的评估（对读者阅读能力、阅读率的评估）。通过测评读者的个体阅读水平和阅读能力，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提出差异化对策。评估的目的是监督全民阅读工作进度，巩固全民阅读成果，提升全民阅读工作效果。
我们要充分运用阅读调查、监测和评估的手段和方法，随时了解掌握我国国民阅读现状、发展趋势和地区差异，不断改善和优化阅读产（行）业工作，不断提高全民阅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总之，阅读作为人类独有的活动及其具有的社会性是全民阅读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前提；现代阅读的社会化普及是全民阅读的基础条件；目前阅读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进步重置全民阅读的结构，使读者和阅读为王，地位凸显；阅读的组织及其活动可以提高全民阅读的效能，形成全民阅读的动力；阅读的社会保障满足全民阅读最基本的精神文化、知识信息需求；阅读的社会控制则是对海量的阅读文本的数量和质量等进行选择、优化、浓缩、精炼、规制并协调其内部各要素有效运转，以规范全民阅读的内外秩序，使其适应社会，满足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并为之服务；阅读与社会的互动可以实现全民阅读的目的；而阅读的调查监测评估能使我们及时掌握全民阅读的成效，并使全民阅读不断完善、优化。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认识管理全民阅读活动，促进全民阅读符合逻辑的、良性循环、可控的、不断升级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它既有社会学的理论依据，又有中外全民阅读实践基础；既有学理，又有方法；它照顾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就像一部在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有基础、条件和路径，有重置的新结构；也有动力机制、供给保障、档位控制，还有监测评估，使其根据路况、车情平稳运行，并优化、升级，不断到达目的地。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有助于认识把握运用新时代的全民阅读实践规律，为构建书香社会提供理论助力，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不断推进、深化全民阅读工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本文选自《出版发行研究》，作者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黄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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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黄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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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来源：中山日报，书香中国，《出版发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