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发轫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序幕。事实上，中山板芙里溪村“联产到劳”改革比小岗村“大包干”早2年。

“联产到劳”改革不仅解决了村民受困已久的温饱问题，更是提前摸索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为什么“联产到劳”改革会发生在里溪村？这个板芙镇最小的村落，改革前村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又是什么触发了这场影响中山、广东的土地生产方式变革？

回望来时路，尔后行致远。5月29日，风起里溪大潮涌——中山“联产到劳”改革纪念展将在里溪举办。近日，我们重访里溪，再次感受这场伟大变革的力量；重读里溪，探寻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改革基因。

航拍板芙里溪村。

“三只脚”的农民

微醺的春风吹拂着青葱的山峦，沿着里溪大道一路向前，沿途波光潋滟的岐江河面上映照着缕缕晨光。行至岔路左转，一块巨大的黄蜡石矗立在村头，“鲤溪老区人民欢迎您”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再往前走一小段，就是中山县板芙公社里溪大队的旧址。

里溪原是板芙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位于板芙和神湾交界的一座大山脚下,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然而，45年前，一场给中山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改革就酝酿于此。

当年冒着坐牢风险发起农村土地生产责任制改革的，是23岁的里溪大队党支部书记林德成。“联产到劳”经验在广东推广后，林德成接受过无数次采访。如今，习惯了聚光灯下岁月回眸的他，回归平静的晚年生活，每日往返于城区和里溪村之间，享受着照看孙辈的天伦之乐。

林德成是土生土长的里溪村人。1975年，年仅22岁的他当选里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受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束缚，南粤大地仍在“沉睡”。摆在这位年轻的大队支书面前的，首先是一座人心涣散的“大山”。

“里溪是当年的落后大队，青壮年和80岁的老人，一天差不了2个工分，所以有些人出勤不出力混工分，人到了田地锄头一放就开始聊天、抽水烟。”林德成说起“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摇头不已。

今年74岁的赖效田，当年在里溪六队生产队任队委。“我每天在小黑板上负责分工，开工敲钟后，村民才拖拖拉拉到田里，大家看到队长来才干活，不来就不干活光站着，开工一条虫，收工一条龙。”赖效田回忆，村民出勤不出力，到田间把锄头一放就成了“三只脚”，这是当年里溪大队的真实写照。

林德成回忆，“当时早造插秧，到立夏还没插完，插不完就算了；晚造插到白露，还是那种情况。算一下插田的人，最多有几十个，少则8个人。”

借粮度荒的村支书

抬眼就能看见不远处的山，伸腿很容易就走到同样不远的庄稼地，里溪这个位于板芙南面的最小村庄，依山傍水风景独好。但充足的阳光和雨水，并没有给里溪带去更多的粮食和收成。那段艰难的岁月，“粮食”“饥饿”两个词深深刻进里溪人的集体记忆中。

年过七旬的李远房是第一生产队的村民，1969年，她从东区亨尾的北溪大队嫁到板芙里溪大队。当时北溪大队的生产水平高于里溪，李远房嫁过来里溪村时村里很穷，“比娘家穷很多，有时候吃饭都是没有菜的，要吃盐拌饭、酱油拌饭。”

当时公社的分配机制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导致粮食产量低。林德成回忆，里溪大队下面6个生产小队，平均一年亩产只有不到800斤，每年都要拖欠国家任务，口粮平均更是低至每人每年只有40斤，甚至有30%的农民连自身的口粮也解决不了。地处大沙田的里溪，竟然连国家公粮任务都完不成。

1976年，新中国成立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农村的落后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当时板芙各个生产大队的情况，民间流传的打油诗刻画得极为生动——“金钟敲不响，里溪冇（无）水流，长征不迈步，红旗不招展”。（注：金钟、里溪、长征、红旗均是当年板芙公社的大队名称）

为了解决社员吃不饱的问题，新官上任的林德成只好四处借粮。“每年到了农历3、4月，困难户就要去借粮。1975、1976年连续两年，实在是没办法完成国家指标，我唯有到小榄永宁，每年借2万斤指标，才勉强度过了困难时期。”

在公社化时期，里溪只有一条长2公里的泥路连接外面的世界。每次借粮时，林德成总是清晨就出发，先沿着公路步行到板芙车站，再乘车到石岐，再转车到小榄永宁，一个来回就得耗费整整一天时间。

跨不过的温饱线

林子艺是当年的支委副书记、治保会主任，如今71岁的他谈及往事，依然激情澎湃、声如洪钟。林子艺回忆说，里溪素来民风淳朴、村民团结。但他在1975年上任后却发现，庄稼地夜里经常发生偷稻谷、甘蔗和番薯的事，有甚者竟连生产队的家禽也不放过。

“我每天带队巡逻，抓到了就当场教育一下，然后放回去，结果第二天抓到的又是同一批人。” 林子艺摆摆手，叹了口气，“要是能吃饱，谁会干这事？实在是没粮食啊，米袋都是瘪瘪的，油和肉更是不敢奢望。”

林子艺以自己为例：一家七口，兄弟五人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食量大，粮食总是捉襟见肘。“春天还可以挖点野菜充饥，最困难的时候，连续几天都看不到干饭的影子。”

“吃不饱”的里溪村民，还“穿不暖”“睡不好”。林子艺苦笑着说，社员没钱买布和棉花做衣服，披着装米的麻袋，捆上麻绳一勒紧就出去干活了。床基本都是木板拼的，好一点的家庭再铺张竹席，但都住在泥巴和茅草搭出来的房子，墙体不厚实，冬天冷得浑身发抖。

屋漏偏逢连夜雨。除了饥饿这座大山，里溪大队面临的还有由此引发的偷渡潮，导致农业生产力锐减。时任里溪第三生产小队队长李今成回忆，三队是全村六个生产队中较为贫穷的，近300人口，只有70多名青壮劳动力，其中十几二十人相继偷渡。

“每个生产队都有偷渡的。多的十几个二十个，少的也有将近十个。被抓到了，我们就去边防认领，拉回来教育。”林子艺回忆，偷渡导致当时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缺乏，也耽误了农时。

革命老区的破与立

穷则思变,变则通。

事实上，作为革命老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里溪就涌现出一批以梁振昭、蔡祥、蔡镇光为代表的爱国有志青年，他们于1938年成立里溪抗日先锋队，为中共地下党送粮送情报，带领村民抗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英勇的牺牲。

红色故事在这里流传，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时至今日，当地仍广为流传《黄牛头山战斗》《金钟山顶痛击日伪军》《掂坑山抗日伪战斗》《里溪中队夜袭翠微伪军》等抗日故事。

数十年后，面对贫弱局面，里溪该何去何从？

林德成、赖门久、赖效良、林国明、林国维和林子艺，里溪大队党支部这6名20多岁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思考，为什么生产没有搞上去、为什么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发挥、根源性问题在哪里……有时候，讨论会一开就是一整夜。林德成记得，在大队开会的那些日夜，大家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嗓子都哑了。

饥饿的主因在土地生产体制。林德成意识到，只有打破传统生产的分配机制，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在当时的中国，任何政策、措施的变动，都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但他谨记父亲的教诲：“当干部就是要为大家好”，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中酝酿。

风起里溪，一场影响中山、广东的农村土地生产变革正在悄然酝酿。

蹒跚起步的里溪改革

掩映在红花绿叶中的里溪村史馆，几尊栩栩如生的蜡像，还原了当年大队六名支委秘密开会的情景。这是当年改革的焦点，它就像一块奇异的磁铁，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和脚步，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沧桑的历史云烟。

1976年5月的一个深夜，板芙里溪村一间低矮的砖瓦屋里，黑黝黝的寒风中，里溪生产大队六名支委就着昏黄的灯光，酝酿着一件“可能会坐牢”的“惊天大事”。

彼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以六名支委为主的“秘密会议”总是安排在夜晚进行。入夜后，大队办公室里昏黄的煤油灯照亮四周，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上是肃穆的神情，他们压低着声音争论得面红耳赤，决定要突破现行的政策框子大胆实验。

村民曾经使用过的家具和农具。

“当时就有人直接提出分田到户，但步子迈得太大了，我不同意。”林德成的回应十分坚决，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么做政治风险太大。还有社员就担心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宁愿饿着，也不敢要分给自己的地。见此情形，林德成亲自上社员家去，拍着胸口保证：“有福一起享，有事我来担！”

没有现成的借鉴经验，就得自己探索，闯出一条路来。“白天到生产队调研，晚上集结开会，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摊出来讨论，逐一梳理、分析，才渐渐形成思路。”林子艺回忆，为了让大家吃饱饭，六名支委真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了一股绳。

“五边地”拉开改革大幕

改革触及了这块热土上潜伏的渴望。

1976年开始，林德成等人试水“五边地”，即将偏远、基本丢荒的瘦田、返酸地分下去给社员，用以耕作番薯等作物，解决口粮问题。1976年下半年，实现增产增收的“五边地”，基本解决了口粮问题，更重要的是给里溪更大的改革信心，“联产到劳”顺应潮流而生。

一开始的“联产到劳”选择了3个生产队作试点，在土地及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插秧、除草、施肥、杀虫、收割等工种分配到社员，劳作时间自行灵活安排，生产队规定粮食产量，社员承包的土地产量不足就从口粮中扣除，超产部分归承包社员所得。

“改革后，我们都不用打钟催人开工了，就连田边的杂草也被除得一干二净。”当年六队队长林日权告诉记者，社员积极性的提高直接带动生产力发展，改革一年后，六队年亩产突破1600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到了1977年，“联产到劳”在里溪6个生产队全面铺开。也正是这一年，里溪百亩农田增产了4-5万斤，粮食平均年亩产量达到800斤，不仅完成了国家粮食任务、摘下了“落后大队”的帽子，还有部分盈余口粮的社员开始养鸡养猪，搞起了农副业。

村民收入赶超村干部

没有不透风的墙。

对于里溪大队“联产到劳”这一“破天荒”的做法，后来也引起了公社、县，甚至省里的高度关注。

对于质疑，林德成坦然道：“里溪始终坚持公有制，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从集体转移到个人。”

打破瓶颈，里溪人的胆子更大，步子迈得更稳，呈现出“家家有余粮，户户养鸡鸭”的新面貌。林德成还记得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里溪农副业兴旺，多的一户养几百只，少的也有一两百只，养大了就拿去市场卖，当年的沙岗墟，几乎整条街都是里溪的乡亲父老在吆喝卖鸡鸭。

村民曾经使用过的肥料登记簿。

“还有的村民踩自行车去坦洲、珠海、斗门卖鸡鸭鹅，多的时候一天能挣几十块钱，那时我当书记工资才56元一个月，一般工人才30元左右。”林德成说，有钱赚，自然有干劲。

里溪砖瓦厂的兴衰史，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当年的厂长赖效田告诉我们，上世纪70年代砖瓦厂是整个大队的经济命脉，大队收入基本都靠砖瓦厂，大队工资、学校老师工资都是砖瓦厂提供。“联产到劳”改革前，砖瓦厂工人比干农活收入更高，工资60元一个月，所以大家都争着去当工人。

后来，包田到户已经全面普及，砖瓦厂也从高工资到留不住人，都抢着回去做农民。“改革开放后没多久，砖瓦厂也经营不下去了，大家都回去种地、养殖，生活也越来越好。”

里溪经验获全省推广

里溪“联产到劳”的经验迅速在板芙公社内被借鉴，各个大队和生产队纷纷开始改革。1979年春，板芙公社党委及时总结里溪大队的经验，在板芙、禄围、寿围、金钟等大队中选择19个生产队作为试点进一步推广。

其中，15个生产队早造粮食获得大丰收，这些队的联产面积只占全社水稻总面积的14%，但增产的稻谷却占全社增产总数的25%。到了晚造，全社推行这种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增至84个，超过生产队总数的6成。两年后，全公社内已经有9成生产队实施联产责任制。

1978年10月，中山县委宣传部联合中山县委党校组织各单位、各部门，举行“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会。经过讨论，县委领导取得共识，一致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板芙公社的做法经过实践可行，那就应该推广。

1980年12月和1981年4月，《南方日报》先后刊登《板芙公社推广田管联产到劳责任制》及《板芙公社推广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效果显著》两篇专题报道，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向全省推广板芙经验。里溪“广东农村改革先行地”之名便不胫而走。

如今掩映在红花绿树中的里溪，并没有躺在历史“功劳簿”上。在党建引领下，里溪村经过一系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风光旖旎、恬静舒适的乡村田园，“高颜值”人居环境点亮了村民高品质生活。“未来，我们将努力把里溪村建设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示范村，推进农村改革先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秀美村，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文明村，为板芙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提供‘里溪样板’。”里溪村党总支部书记林国厂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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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记者  吴森林
◆文/记者 陈伟祺 张房耿 
◆图/记者 文智诚 余兆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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