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咏马诗说起

古时文人多与驴为偶。杜甫“骑驴三十载”，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早已定格为文学长廊上的一个个经典画面。至于苦吟诗人贾岛骑着一头瘦驴，一路耷拉着脑袋、蹙着眉头又是“推”又是“敲”的，竟与吏部侍郎兼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撞了个正着，则是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赋驴的诗自是少不了，骑在驴背上的文人们似乎更热衷咏马，特别是咏“马之千里者”。北宋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伤骥》：“驽骥同一辀，迟速能几里。当其被问时，举策数耳耳。驰骋心独存，压抑头不起。空传八骏名，未遇穆天子。”让千里马与驽马同驾一车，又焉能分辨出快慢与优劣？往往只能让独存驰骋之心的千里马“压抑头不起”，最终郁郁而终。读罢梅诗，郁怒愤激的千里马的低低嘶鸣犹在耳畔。

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也写过一首《双千里马于甬道试行》：“笑将龙种骋中庭，捷巧何施缓步行。待看流沙遥万里，须臾踏破古丰城。”将“龙种”置于“中庭”，即便如何的“捷巧”，也根本无法一施奋蹄千里；设若回归万里大漠，必定扬蹄如飞，须臾功夫踏破丰城。掩卷之际，局促于一隅、悒郁悲愁的千里马犹在眼前。

最痴迷于咏马者，当属每天骑着小毛驴到处转悠的“鬼才”李贺。据说，李诗中题马诗或句中涉及“马”这一意象的，至少有80多首，约占其存世诗作的三分之一。其中的《马诗二十三首》堪称咏马诗之经典。“此马非凡马，房星是本星。”这样的神骏却“无人织锦襜，谁为铸金鞭？”“只今掊白草，何日暮青山？”如今已“饥卧骨查牙，粗毛刺破花。鬣焦珠色落，发断锯长麻。”李贺笔下，千里马不但没有被当作良马对待，连温饱问题都没法解决，导致形销骨立、毛发残断、憔悴衰惫，教人不忍直视。

文人们缘何都对咏马情有独钟？这可能与“千里马”在文化传统上所承载的意义是分不开的。“伯乐相马”的故事，早已奠定了这一基调。到了《战国策·楚策四》中的《骥遇伯乐》，“千里马”的文化特质又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及至中唐文坛领袖韩昌黎的《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千里马”的文化内涵已完成了最后定型，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当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巨大差距时，文人便开始以笔为鞭，以诗文为马，在纸上纵情驰骋黯然自伤了。马的身上，倾注了不少失意文人的悲愤之情；借马抒怀，自然也成了诸多落魄文人的不二选择。譬如李贺，命途坎坷，为世俗陋见所困，夙志难酬，最后抑郁而终。再三歌吟，实是借马代言，把种种人生况味融于其中。明代的曾益就云：“贺诸马诗，大都感慨不遇以自吟也。”

为什么“古来材大难为用”，既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外部因素，如“独负洛阳才”的贾谊，却被贬为长沙傅；也离不开顶尖人才自视甚高，不善迂回婉转，甚至个性张扬，桀骜不驯，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主观原因，刑场上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的嵇康，就属于此类。

有人说，一部中国文学史，触目多是失意文人的血泪。而“怀才不遇”的文化主旋律的不断重复渲染，更使抑郁愤懑的心态具有了某种普遍性。放眼古今，当文人们自认“腹中贮书一万卷”时，便开始“不肯低头在草莽”，常以“千里马”自许，渴望“有才即见录”，更幻想“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旦“欲渡黄河冰塞川，欲登太行雪满山”，必然一味悲叹自己怀才不遇毫无用武之地。

这于文人而言，或许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所谓的“怀才不遇”，陶渊明和苏轼走的是另一个路子：“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潜，在儒道释中找到了引导自己走出黑暗的明灯，那就是归田、劳作，与自然同乐；苏东坡更多的是借助儒学和佛理，所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话不是苏子说的，但他做得最好，“也无风雨也无晴”，把苟且活成潇洒，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人格的一个典范。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徐向东 二审 向才志 三审 岳才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