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村情结 

记得有位作家说过，“一个人只有用心爱一个地方，才会用笔去描绘，才会用心去解读，才会去走进”。

追忆少年时，无论家乡贫穷富裕，土地肥沃贫瘠，交通发达闭塞，记忆里总是那些田园诗般美好的景象。不过，仅限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美，仅限于老祖宗留下历史遗存的美，如上所述是也。

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

每天的农活，绵绵不尽，小到喂鸡、喂猪、扫地、做饭，去收割完的禾田里执谷（捡谷子），大到去自留地里种菜，或跟着大人用镰刀割禾、用手拔秧......

说起乡村的农事记忆，印象最深就是那繁重到极限的“双抢”，即抢收和抢插。农民要在一年中最暑热的季节，赶着把早稻收割回来，再把晚稻秧苗插下去。

抢收时节，刚好是放暑假。作为农家孩子，理所当然走上田头帮忙割禾。站在一垄稻田前，弯着腰，屁股朝天，左手抓着一把禾，右手拿着镰刀往里一拉，随着“唰唰唰”的声响，稻秆应声倒下。然后顺手将稻禾摊摆在稻田里，交叉放置，便于收稻时捆绑......

三伏天，在家里坐着也动辄一身汗，何况是白天野外？太阳直晒，没有一丝风，整个大地烤得快要冒烟了，但仍要顶着当空的烈日在田间劳动，很快就汗流浃背，最容易口渴。

记得是生产队安排专人烧茶，茶叶就地取材，在田边的荔枝树上折下一把荔枝叶，洗干净丢在锅里煮就是了。然后，把煮好的茶水倒在大茶缸上，专人挑到田头，茶缸就放在田埂的树下,以防太阳直晒着。若无大树遮阴，就用稻草或别的什么东西盖住，防着太阳。

茶碗是用半个椰子壳做的，反着搁在茶缸上面，这是公用的。路过的人渴了，都会用来倒茶喝。有时候，茶水供应不上，酷热难耐啊。社员直接用茶碗在河沟里舀水喝。那个时候，田沟水也可以喝的。

日上三竿时，红日烤大地，树叶无力地挂着，只有知了嘶鸣着。它似乎感知农民的艰辛与心酸，沙哑的声音，在旷野上方飘荡。

收割结束后，马上进行的是栽种晚稻工作。第一件事是放水，牵着水牛耕田。至今，耳旁总是响起犁田人呵斥水牛的声音，飘荡在田野的上空。

犁过的稻田，暴晒两天后及时灌水，然后是耙，把泥都耙得疏松平坦，这样的泥土才能够插秧。水田耕好后，接着就是插秧了，但插秧之前是拔秧。

清凉的早晨，拔秧时，双手并用，左手右手反方向往秧苗各抓一把，用力一扯，秧苗便拔起来了，抓着秧苗在水田里上下抖动，根部泥巴便被洗去，然后将两把秧苗交叉合并捆扎。

插秧是技术活，插得好既利于稻苗活棵，也便于今后管理。插的秧要一棵棵对齐，从田这头到那头并排六到八棵叫“一飒”。插秧整个过程弯下的腰比割禾弯得更低，所以也很累很酸。把禾苖往水田里面插，一边插一边往后退。小时候，就是跟着母亲学插秧的时候，学会了一首插秧歌：

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后退原来是向前。

后来才知道，这首插秧歌原来是宋朝诗人布袋和尚作的。此歌看似浅白平易，却富含哲理，饶有情趣。

插秧的时候，尽管太阳把水田里的水晒得烫脚，但水田里仍然有一种吸人血的动物在游弋，也就是恐怖的蚂蟥。蚂蟥，当地人叫牛琪。插秧时，泡在水田里的脚被蚂蟥咬是正常的事。第一次被咬，吓得我大喊大叫起来。母亲见状，不慌不忙走上前来，往蚂蟥吐上口水，蚂蟥立马脱下来，逃走了。方知口水竟有这个妙用，真神奇。

插完秧，意味着当年的“双抢”终于过去了。但是，还有来年，年复一年。农民，永远都有忙不完的活。还有，家里的自留地还等着去干活呢。

我很佩服那些一生坚守的老农，年年月月都这么累，是如何坚守的？尤其是当过一辈子农民和当了较长时间生产队队长和大队长的母亲。她从未离开过农地，也许她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年复一年，踩着二十四节气，无休无止地春耕秋收。老老实实当她的农民，认认真真做她的村干部。

可以推断，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母亲哪怕再年长，只要走得动，她肯定会天天到禾田里去“巡视”，或者担着锄头，在自留地里种菜，悠然见南山。

有人说，在乡村，用柴生火做饭时的人间烟火最是难忘。

制造人间烟火的地方是厨房，当地人叫“下间”。下间的头上长着高耸的烟囱，早午晚都在呑云吐雾。这云这雾，和在下间灶台煮饭整餸（整：动词，弄；餸：名词，与青菜区别开来，荤菜的意思）。而升腾的水蒸气，就是人间烟火了。

旧时没有石油炉，没有电器，做饭时，是在用泥土砌成的柴火灶旁，我们叫“灶台”。灶台理所当然是厨房中心。一般灶台的一侧有两个口，一左一右，上面开着两个圆孔，放置一大一小的铁锅。

以前，家家户户都养猪。养猪都会煮猪食，那么，大铁锅一般用来煮猪食，又叫煮“猪潲”；小铁锅用来煮饭，整餸、炒菜。

炒菜时，一个人既要在锅里炒菜，又要给灶膛添柴，总有衔接不好的时候。如果柴禾接不上火，明火自然会熄灭。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做母亲的下手。

很喜欢看母亲炒菜的情景，只见她挽袖倚灶，娴熟地翻动着锅铲（勺子），适时地拿起适当用量的调味品,往锅里撒下，然后急速地翻动锅铲，顿时热气腾腾，香气满屋。

饭好了，炒锅里的菜也好了。“开饭啦！”随着母亲一声大喊，屋子里便弥漫着温馨。也许会有人问，一日三餐，烧火做饭、煲水，哪有这么多的柴草啊。

柴火主要是禾秆、芒草和树枝树叶。除了禾秆，其他都是放学后从山林、野外打来的。村里树木不允许砍伐，但通常情况下允许割山芒。每每放学后，约上三两人，穿上一双解放鞋，带上一把大号镰刀,便走上山，披荆斩棘把一丛丛芒草从底部割断，用绳子捆绑好，担回家,摊开在院子里晒干。

芒草较禾秆好烧，抓一把塞进去，噼里啪啦就燃开了。日积月累，烟水把墙熏得黑乎乎，不论墙身多黑，都不会在意的，在意也没有用，因为很难清除掉。于家庭主妇而言，在意的是，要做得一手好菜。母亲总是努力把柴米油盐酱醋化成一道道香气四溢的菜，去温暖家人。

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虽然整年在地里辛勤劳作,也摆脱不了贫困的窘迫。

那个年代，饥饿经常困扰着我们。现在也搞不明白，当时又没工业和房地产占去大量的农田，而是一望无际的良田啊，有着勤奋的农民，一年种两造水稻，早出晚归，何以总是吃不饱，甚至经常听到村民唉声叹气：“今年又唔冇（没有的意思）米吃了，要吃番薯啦！”

灶台上时常无米可炊。母亲的办法，是时常把主食的大米变换成了红薯、芋头。我想，假如这个时候没有“自留地”，种些杂番薯 、芋头、马铃薯等充饥来替代粮食，大概我童年的时候就饿死了。

改革开放后，北雁南飞。当初，一些本地人称呼外地人为番薯佬。其实，我们是吃薯薯长大的，才是真正的番薯佬呢。

年少不更事。农村生活尽管带着无尽的苦涩，但也唔缺（不缺）欢声笑语。

隨便举个例子吧，一辆自行车，本地人说的“单车”，现在不值一提，但当时是农村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不过，也不是每户人都有的，许多家庭用的都是二手货。如果拥有一台新的凤凰牌单车，是很多人的梦想——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梦想的轿车。

记得在操场里学骑自行车，也是件乐事。因个子不高，右腿只能从下面的三角架里穿过去骑，就是这样骑着穿越大街小巷....好玩啊。

“担凳仔（拿着凳子），霸头位，到操场睇电影去，是细佬哥（小孩）最开心的事。”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年少时在农村生活的共同记忆。

改革开放前，人们精神生活单调得可怜。“露天电影”成为难得的精神食粮。哪个村要是放电影,隔篱（隔壁）村的人都会赶过来看,整个场子是人山人海。每当“六一”儿童节，学校还会组织学生步行七八公里去县城石岐看电影时，当晚会兴奋得睡不着。

每当大队部里广播或村子公告榜上贴着有电影看的通知时，大家都会到处奔走相告。那种兴奋，那种忘情，不知有什么笔墨形容。

太阳下山了，公社的电影队还没来，但人们已从家里搬来小板凳、椅子、长条凳给自己和家人占位置。当电影队到了，我们那班细佬哥往往会不自觉一拥而上围观。

只见电影队的工作人员在操场的篮球架上面，拉上一张白色的宽幕布，四个角子用绳子绑着，两个落地大喇叭一左一右放在地面，像卫兵一样护卫着；一台卷轮式的放映机则放在幕布前约20米开处……

饭后，村民们三两两聚集而来。男女老幼，坐着的、站着的、蹲着的，等待电影开始。这个时候，村干部都不会放过机会对村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先读毛主席语录，然后布置明天社员的工作任务。

当光束投向幕布，嘈杂的操场顿时鸦雀无声。

难忘的夏夜。天上的星星不停地眨眼,从后门山吹过来的空气那么清新，此情此景，令人难忘。

电影散场了，大家恋恋不舍地手提板凳、肩扛长凳往回走。村里的街巷都是板石铺就，人行其上，夜晚发出清脆的“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因之引起了“汪汪！汪汪！”的阵阵狗叫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看完电影的村民意犹未尽，一边走，一边讨论电影的剧情。月光也洒下一片柔情，在村庄流淌。

记得那时看得最多的电影是《地道战》《地雷战》《沙家浜》《红灯记》《英难儿女》《白毛女》《卖花姑娘》《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多瑙河之歌》。那些电影无论反反复复播放了多少次，总是每次必看，真是百看不厌。

那个年代，快乐竟然如此简单。

当然，带给我们更快乐的，还有电视机的出现。

如今，电视机已经非常普遍,家家户户都有一台。但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稀罕物件。中山是侨乡，除电视机之外，洗衣机、缝纫机、收录机等稀罕物,也是随着海外乡亲返国时较早地进入了一些家庭。总觉华侨和港澳同胞特别爱国爱乡，他们每次回乡，不仅为家人带回东西和左邻右里带回礼物，而且常为村子捐资铺路架桥，向学校捐赠教学设施仪器等。总之家乡缺什么，他们就捐什么。

你看，大到建校铺路，小到一台电视机，也离不开华侨的身影。

海外乡亲和港澳同胞“恋祖爱乡”的赤子情怀、慈善为怀的义举，很早就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

1970年代末，尽管电视进入百姓家，但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村子只有几台，村民家里有的，也无一例外是华侨和港澳同胞从境外带回来的。

电视接收是靠安装在屋顶上或二楼的阳台上的一根电视天线杆子，因其顶端的天线形状像鱼骨，故叫“鱼骨天线”。凭着它，捕抓着穿梭于空中的电视信号。当时，广东人油然产生一种优越感。

白天农活忙完了,吃过晚饭，大人、小朋友都聚集到有电视的华侨家属的大屋里去看。主人从来没一点不高兴的意思，总是笑脸相迎。见人多了，还把电视机、家里的椅子搬到院子里，见到老人家，便递上一杯热茶。

纯朴的乡风啊，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每当屏幕上出现雪花时，就需要人出去转杆子调信号。

“我来！”总是有人自告奋勇跑上阳台或爬到屋顶上面，双手慢慢地用力转动装着鱼骨天线的杆子，一边转动，一边向着屋里或院子，与盯着电视机的人开启“大声公”式的对话模式：

“好了D（一点点）未（没）？”

“好了D，再转一点！”

“现在OK未？”

“啱（合适、刚好）啦！唔使（不用）再郁（动）啦！”

这样的情景，几乎天天重复。当时，最吸引人看的，莫过于是香港丽的电视台和香港翡翠电视台的节目了。经典的电视剧《上海滩》《大地恩情》就是这个时候看的。

时光早逝，少年一去不复返了。自己离开乡村也有几十年了。一晃，自己也到了回忆的年龄。

回想起来，我努力读书，好像都是为了走出农村，跳出农门。那曾想到，当真正失去了农田，失去了乡村，反倒特别怀想痛并快乐着的乡村日子。

那些蒙上了时间之尘的乡村生活，那些大小黑白的影像，见证着昨天，也印证着改革开放后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绚丽与辉煌。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来稿请注明文体、作者真实姓名，以及银行账户全称、户名、账号和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等。文责自负，所有文章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推荐至上级及其他平台发表不另付稿费。）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向才志
◆三审：岳才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