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

1988年的秋季开学，父亲送我去南京的新学校报到。第一次离开家，在外独立学习与生活，睡在宿舍上下床的上铺，非常恐惧不知哪一天会在睡梦中从高处滚下来，因此，每次睡觉前，总要把蚊帐门襟压到床垫边缘反面，严实实、紧绷绷的。

晚上，在男生宿舍洗漱间洗冷水澡，自来水淋浴，学着老生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水尽用，没有水压限量问题。宿舍紧靠洗漱间，两米多高的水龙头像弯把的伞柄倒挂着，没有喷花，冷水冲在水泥地面上，哗啦啦的水击声听得清清楚楚。不一会儿，便有流行音乐节奏的男高音开始传出，诸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我是一只小小鸟”之类的，很摇滚。这是人为的兴奋，小男子汉们自坚自强的惯用招数。

从报到第一天起，就陆续有往届的老生们开始打听各自的老乡。老乡以县域划分，我那一届中专部有四位新生，分别来自氾水、鲁垛、射阳、山阳；大学部的有来自黄浦、下舍；还有职工班的老哥老姐，来自城区、安丰和长沟。

转眼间就过了一个月，国庆节放假。班上同学一个个归心似箭。挤公交、转站，直奔长途汽车站。听老乡说，如果没有直达宝应适合的班次，可以选择先到扬州、江都、高邮的，于是沿途方向几个县市的方位排序，了然于心。

从学校门口的“点将台”公交站台，一路向北，两站路到泰山新村转车场，手里扒拉着一张公共交通地图，然后选择过长江大桥的公交，嘴里还在不住地向人打听去长途车站怎么走最捷径。

有人说，在泰山新村大转盘北边的路口，就可以等到奔苏北方向的长途客车，招手即停。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小跑到路边，果真拦下了一辆至扬州的客车。

到了扬州，带着一路顺风的成就感，打听到宝应的班次。各种叫卖的私人中巴车明显比车站里的大客车多，到江都的频次明显多于到高邮的，有的说走就走、上车就走。说到宝应的，就不那么“脆送”了，要等，车位非得坐满七大八的，才会装模作样地起动车子。

在仔细地观言察色后，我上了声称直达宝应的一辆中巴。到了江都，以为车子下客，结果，连拉带拽地下了七八个客，包括我在内被赶到了另一辆小中巴里。小中巴哼嗞哼嗞起步，一路向北，慢慢悠悠地驶进了高邮城。此时夕阳早已西下，天色暗谈了。驾驶员一边幺喝着高邮到了，需要下车的人下车，一边捣鼓着驾驶室前的仪表台，拉扯各种花式凌乱的电线，不一会儿，就冒出咔嚓咔嚓的火花，传出一阵皮线烧焦的味道。

“不好，我车子电路起火了，着急去宝应的赶紧下来，我来帮你们拦一挂车子。”容不得我多想，我大脑的思维紧跟着驾驶员匆匆的脚步，转乘到了一辆小面包车上。坐定后发现，我又一次被“倒客”套路了。

“师傅，我不到宝应，麻烦到朱马闸下车！” 到了朱马闸，正巧，赶上了最后向东，到我们鲁垛集镇的晚班车，也是终点站。鲁垛集镇向东离陶林老家还有六七里地，试着摸到不远处亲戚的亲戚家，借了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亲家热情又爽快地说，刹车不灵，敢不敢骑啊？

“晓得啰，我骑慢点！”晚风习习，我如愿地跨上自行车，如鱼得水般地向家的方向蹬去。

一个憋气骑到了家门口，车铃铛“钢当钢当”地响了几声，坐在门口小桌子旁吃晚饭的爸妈才发现我到家了。

煮粥，炝红罗卜丝。

“这可咋办？”爸爸抓耳挠腮起来。

“中午还剩一碗饭呢。”妈妈连忙到老爷柜上的小土罐里，伸手一把抓了几只鸡蛋出来。炸蛋、荤油炒饭，黄亮铮铮的，拌有碧绿的蒜花……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城乡石子路、土路，早已被水泥路替代，家家户户正常配备了私人骄车走亲访友上下班。远途出行不是上高速，就是乘高铁，幸福好像来得太突然了。

我的老家也发生了巨变。抚今追昔，怀旧之心时常泛滥。我多么想回到当年十七岁时的村庄，摸过鱼的沟渠、游过泳的河流、读过书的校园、追逐过的田野、玩笑过的乡邻，还记得那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十七岁少年。（注：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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