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缭绕

昨天上午，军体院的刘丹打来电话，说，老首长要和你说话。接着，电话里传来了刘耀辉老首长亲切的问候声。九十岁高龄的人了，说话声仍带有磁性，这是难得的。刘丹接过电话说老首长戎马一生，是抗美援朝的大功臣，你应该考虑为他写篇文章呀。

退休后，我写的文章大都是遵命文章。绍兴作家江皎在为我写的文章评论中说，这些年，高老师笔下的往事与故人，大都是反映正能量的。而这些文章都像是为了情谊，为了感恩，甚至是为了还债才去创作的。这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做到的事。作为一个对文学有追求的人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牺牲，当然也是一种情怀。

我想到了那天的那个饭局，做东的朋友雷公指着一位身材高挑的中年女士对我说，我来介绍一下，刘丹，画家，书法家，诗人，善古筝，爱唱歌，大美人，大才女……刘丹打断了他的话，说，雷公，别恶心了，照你这么说，别人还活不活呀？

刘丹的名字我知道。在手机的朋友圈里还曾看到过评论她书画的文章。其“三丹轩”的书斋号特有意思。本人名丹，善画牡丹，自称有颗一切听从党召唤的赤子丹心。几年前，为了不给地方政府增加安置部队转业干部的负担，她主动选择了自主择业。其书法取自《燢宝子》等魏碑诸帖，绘画师从岭南著名焦墨画家刘国玉，见诸报端的诗歌作品则多为赞美河山的古体诗词。我曾于朋友圈里答应为其写篇题目为《国色天香》的评论文章，借此机会顺便交代一下吧。

面对刘丹的那双大眼睛，我眼前出现了另一双大眼睛。一个是七十年代初高炮师家属大院的那个大眼睛小学生，另一个是八十年代初后勤分部大院的那个大眼睛女兵。

我对雷公说，刘丹是我老首长刘耀辉的大女儿，我是看着她长大的。

刘丹在军体院大门口代表老首长迎接我。一见面便说，老高记住了，我不是你老首长女儿刘丹，我是你分部战友刘丹。我说知道了，因为你们两人同名同姓同籍贯，长得又太像，所以搞混了。刘丹从分部考入军校，毕业后分到了军体院，老首长刘耀辉后来也从炮兵调到军体院任师职理论教员，变幻的关系很容易令人产生错误的联想。

几年不见，老首长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大脑的敏捷并不比年轻人差。其老伴刘香兰，休息前是名教师，眼下也已进入耄耋之年，而40多年前两位老人的形象仿佛还在眼前。当年这对均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大学生夫妇，不知引来多少羡慕的目光，曾被称之为真正的郎才女貌，才子佳人。还有他们的那三位如花似玉的女儿，刘丹、刘秋、刘雯。在众人的眼里，这刘氏三姐妹，可不就是春天里的一枝牡丹，秋季里的一片红叶，晴空里的一朵带有红色花纹的彩云。老首长一直很喜欢我，关心我，爱护我，在他的眼里，我是一个好兵，一个才子。

茶几上摆放着一大堆日记本，看来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留意了一下，每一本厚厚的日记封面上都有繁体字印刷的“电报摘记”的字样，它标志着主人的身份，也象征着时间的久远。老首长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都保持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本是他戎马一生的缩影，战斗一生的写照。老首长参军后便随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志愿军队伍跨过鸭绿江。接下来，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在机要员这个岗位上，一口气战斗了6年。6年中，他曾多次立下过战功。此时此刻，日记里的每一处字里行间，都仿佛显现着他奋勇杀敌的身影。

聊天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两位老人热情留我们在他家吃晚饭。席间，他们的大女儿，在深圳市政府任处长的刘丹打来电话问候父母。我接过电话，告诉她我正与另一个刘丹在她家聊天。之后我说，老首长的这些日记，应该是你们家中最大的财富，你们做儿女的应该将其一字不落地输入电脑，之后出一本公开发行的书。书名就叫《保家卫国日记》，副题是“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接着，面对翻开的日记，我情不自禁地朗读起来：

敌机在俯冲，在投弹，之后阵地变成一片火海。此时，我耳边又一尖利的哀鸣传来，那是又一轮炸弹落地前的叫声。说时迟，那时快，我纵身跳进了身旁的一口水井里。井水很深，很凉。等我本能地从井里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眼前的帐篷已不复存在，发报员老马静静地躺在那片焦土上。在他的身旁，一株火一般红的金达莱正于弥漫的硝烟中迎风怒放。花瓣上沾满了鲜红的露珠，那是战友老马的血。

老首长的军旅生涯是漫长的，阅历是丰富的。然而他告诉我的却极为简单：湖南邵阳人，1932年生，毕业于湖南人民大学，1951年入伍，历任机要员，指导员，宣传科长，组织处长，师职理论教员。老首长履历简洁，简洁的犹如他清白的做人。

我希望老首长谈谈晚年生活。老首长反反复复的告诉我的却是他的一种感觉。他说，有一种红色的温馨在他身边一直不肯离去，就像一朵缭绕在头上的祥云。这一红颜色的温暖是来自战友老马身边的那株火红的金达莱？还是来自平日里老伴刘香兰夜间为学生批改作业的那盏油灯？抑或是来自牡丹的清香，红叶的色彩，红云的花纹？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清楚老首长的这种感觉，它是一种情怀，一种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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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向东
◆二审：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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