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明‖再也没有远方的恋人了(散文)
栏目:文棚 来源:中山日报 发布:2020-04-08

远去的邮筒

立春后的一个晴日,我到邮局投递班取报刊。在一旮旯处,看见一只废弃的绿色邮筒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我瞅着邮筒,特别是那两个标着“本埠”“外埠”塞信的口子,好像两只眼睛,正巴巴地望着我。

心猛地一怔,那是我多么熟悉又亲切的邮筒啊。

年少的我,对邮筒很是钟情,觉得它就是我的希望所在,看到着一身绿的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单车,在单车后座上驮着两个绿色帆布邮包,每天在乡间小路上穿梭。于是,对邮递员的工作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愫,觉得他们既辛苦又神圣,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敬仰之情。 

大队部门口的墙壁上悬挂的那个绿色邮筒,在邮筒旁还挂了一个绿色帆布的信封袋,上面标上生产队的名称,再把每天的来信分装到信袋里。

生产队长去大队开会,开完会,队长就会看墙壁上的信袋,如有信件,就顺便带回来,然后分发给来信的人家。要说那时,收信寄信的人也很少,因为农村文化没普及,大多乡亲都没上学。记得我高中毕业刚回来,队长就要我给社员们上扫盲课。所以,真正有信件往来的一般是军属家庭、有远亲的和下放知青,再者就是属于我们这种文青们,喜欢文学,爱上写作,又到处投稿。甚至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订一份报纸杂志。

自从我把第一篇文稿投寄邮筒后,就有一份等待,心中就有一分向往。有了这分期盼后,我不是等队长来分发,而是难隔一两天,就一路小跑到大队部的门口信袋前,看有不有我的信。当然在查看信件的时候,我也会把写好的文稿又一次投寄到邮筒里。这样周而复始的来回跑了一年多,除了退稿信,也有点小收获,时不时有些小文章在市报副刊上露露脸,还有许多新闻稿被县广播电台釆用。而让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被大队书记看中,安排我进了大队部担任广播员和电工。

当时在大队部做广播员和电工是专职的,吃住在大队部。正因为这样,更让我无比高兴,我可以每天看见挂在大门口的那个绿色邮筒,还可以看到那个骑着绿色单车的邮递员来队部送信收信。

而我每天希望看到邮递员,多是因玉儿的缘故。记得我到大队工作不久,因一场电影,让我认识了一个在炼铁厂工作的玉儿。那次是表姐带玉儿到广播室并与她认识的,而后与玉儿相识相恋。只是后来因炼铁厂“关停并转”又因玉儿是合同工的原因,玉儿回到了几百公里外的涟源老家。她人虽离开了,但我们的情缘没断,于是通过书信往来,之间的感情更加深了。那段时间,我们的书信是三两天一封,正因为远方有个她,所以我对邮递员也是盼之望之。心中也有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渴盼与急迫。而后,只要有我的信件,邮递员就会直接来广播室找我,把信递到我手上,我有时候,也直接把我写给玉儿的信和稿件交给邮递员。

只是后来因玉儿的一封来信,让我与她的这场爱恋永远定格在那个冷冷的时空里。一天,刚好有一农户的喇叭坏了,找我去维修。而我走后不久,邮递员来了,因我不在广播室,他就把信和报纸一起交给了大队秘书。可不知是谁,看到有我的信,又是一封远方来信。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居然把信拆了。看了后,知是一封恋爱信,此人又把这事对他人说了,于是被传来传去,就传到了玉儿的堂姐那里。玉儿的堂姐,当时在供销社工作,而供销社就设在大队部的对面,中间只隔了一条不到10米的村街。

以后,好久也接不到玉儿的来信,这中间我也问过邮递员,他都说没有。直到一天,我忽然接到玉儿父亲写给我的信。这信不是什么好消息,是一封断交信。后来玉儿也给我来了一封信,却是一番离愁别绪如断肠的滋味了。说到这,我也似乎认命,觉得有些事情,似乎早已注定,比如我与玉儿就是那种有缘无份的角儿,戏还没真正上演就谢幕了。

后来,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我招工进了城。县城不像乡下,除了邮局,还有多个邮政所,甚至在每条街道上设立邮筒。人在单位,有收发室,家在街上,有门牌号,收信寄信都方便。而此时的我往邮筒里寄信,已再不是什么恋爱信了,除了给亲人写信(后来妻子也在县城工作),大多是给省市报刊投稿。因为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远方的恋人了,可此生对邮筒的那种难舍情怀,又是不能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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