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评论家眼中，薛忆沩极有可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下一个”。尴尬的是，身边似乎没有人知道他。2019年8月，后浪图书公司推出了薛忆沩“文学三十年（1988-2018）”作品集，包括虚构选集《被选中的摄影师》和非虚构选集《大地的回报》，在出版界刮起了一阵“薛忆沩旋风”，他的名字才开始出圈。在第五届华人华侨中山文学奖中，薛忆沩刚刚完成的作品《“李尔王”与1979》毫无悬念荣获大奖，身处加拿大的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在受访过程中，他所表现的真诚与才华让人印象深刻。   

记者：《“李尔王”与1979》是一部新鲜出炉的作品，记者有幸拜读，发现和您之前的写作都有些不同，这种不同，除了题材所谓从都市“回到乡土”，还有将个人命运融入时代长河中的命运感和历史感，首先想问下，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下这样一个题材的作品？

薛忆沩：套用从前的时髦说法，创作这部作品有“大环境”和“小环境”两方面的原因。我说的“大环境”是指全人类最近这四十年来所面对的客观条件，而我说的“小环境”是指我自己现在的生命状态。前者是外因。它以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完成为主要特征。这两个条件对“人”这个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概念提出了最激进的挑战。而“文学是人学”，对“人”的任何挑战都必然会得到文学的回应。

《“李尔王”与1979》就是这样的一种回应：它坚信以真、善、美为基础的传统价值，对人在历史迁变里的耐心和韧性充满了敬意。而我自己作为一名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里勤奋地耕耘了三十多年的写作者，正处在生理年龄和文学生命的“更年期”。伴随着这特定时期的种种症状，我的命运感和历史感也日趋浓烈，甚至已经变成帮助我认识世界和探索人性的主要坐标。这大概就是这部新作出现于此时此刻的内因。

记者：《“李尔王”与1979》的写作很容易让人想起国内严肃文学作家的长篇历史小说书写，将个人的命运融入到历史背景和长河中，这是否是您一直希望实现的一种写作模式？

薛忆沩：是的。其实在我开始发表于上个世纪末的“战争”系列小说里，这种命运与历史的纠缠就已经非常显眼，已经被一些评论家当成是我的“风格”。短篇小说《首战告捷》《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上帝选中的摄影师》等都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还有被选入“中篇小说金库”，与《阿Q正传》等经典并列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后来，这种复杂的纠缠被我带进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空巢》是最成功的例证。

经过整整四十年的生活积累，经过整整十年的学术准备，经过整整十六个月一天都不停顿的孤独攀援，我终于在2020年3月8日中午登上了自己文学生命里的新高峰。依照自己的夙愿：我毫不犹豫地将这最新的高峰命名为《“李尔王”与1979》。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写出的“乡土小说”。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写出的人性的“百科全书”。

记者：在此之前第四届“中山文学奖”时，您也提交了作品《空巢》，成为遗珠，在《空巢》里，您关注了都市老人的生存状态，用意识流的方式描述了人到晚年的孤独与无助，极富感染力，而这种内心世界的流动又让人想起加缪和乔伊斯的文学世界，在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是中国文学传统还是西方文学世界对您的影响更甚？

薛忆沩：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接受马列著作的陶冶，因为那是父母书架上最多的书。而到了青年时代，我又因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有机会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感化。大多数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国作家都应该与我有类似的知识结构。对我们来说，西方的影响确实远超过中国的传统。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特点，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历史局限性吧。不过，我个人受惠于一种特别的幸运。许多读者都熟悉和喜欢我的《外婆的《长恨歌》》。那是我写我外婆的随笔。我外婆出生于湖湘望族，自幼喜爱文学，又有超常的记忆。她在做家务的时候嘴里总是在哼唱着古代的诗歌和散文。因此，我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也在不断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作为小说里“母亲”的原型，我外婆在《“李尔王”与1979》里留下了许多的痕迹。在小说里起关键作用的《桃花源记》就是她经常哼唱的作品。

记者：在此次文学奖的评选中，有位评委曾经说过，如今海外华文写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最初乡愁的叙述，到放眼世界，讲述世界性的故事，而您看起来好像又回来了，回到了乡土。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海外华文创作的状态和趋势？

薛忆沩：我是一个闭门造车的“愚公”，对海外华文创作的状态和趋势没有什么概念。对我来说，只要立足于人性，世界性和民族性就没有根本的区别。《“李尔王”与1979》是我的第一部“乡土小说”，而它讲述的却又是一个世界性的故事。这不仅因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本身就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作品，也不仅因为1979年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年份。这是因为小说里的那位父亲和那位母亲，因为他们的三个女儿，因为纠缠在他们生活里的其他人物，因为所有这些像我们一样的“小人物”……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真、善、美，因为他们梦里的“桃花源”。

记者：生活在海外多年，您认为异质文化的冲击，对于您的创作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了哪些改变？

薛忆沩：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长话短说，我想强调的是“谦卑”。走进异质文化，一个写作者会立刻看到世界有多大，生活有多深，语言有多妙……而故步自封和妄自尊大又有多么荒谬和多么可笑。没有谦卑的心态，一个写作者的目光一定是短浅的，见解一定是粗浅的，作品也一定是肤浅的。我经常谈到在2008年左右，我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这应该就是异质文化和语言的冲击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我谦卑地接受了这种结果，用将近八年的时间和不可思议的勤奋“重写”了我在那之前发表的所有作品，包括像《出租车司机》这样的名篇。没有这一段特殊的文学之旅，我不可能继续攀上后来那一座座创作的高峰。

记者：华侨文学奖举办到今天已经是第五届，张翎、严歌苓等着作家也在这个平台上收获了荣誉，您认为这个奖应该怎样办得更好，能否给些建议，尤其是在如今海外华文创作出现年龄断层的当下？ 

薛忆沩：我看到之前有报道说本届获奖者大都是“新人”。这是正确的方向。我相信，发现有潜力的“新人”，尤其是年轻的“新人”应该是好的文学奖的责任。也就是说，好的文学奖不仅应该面对过去，还应该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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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 冷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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